近年来，中央三令五申严禁公款旅游，相应的督查监管也越来越严厉。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公款旅游却屡禁不止，而且为了规避检查、便于通过审核，一些公款旅游往往以“变装”的形式出现，手法越来越隐秘。仅仅在不到一年时间里，已有多起新型公款旅游事件被曝光，其形式之多变不禁让人咋舌：公款旅游为何这般难治？
（5月22日《人民日报》）
尽管治理公款旅游的措施越来越多，但是，在“高压线”之下，仍有一些部门、单位不退缩，通过越来越巧妙的“马甲”，如党员为赴港澳游谎称非党员，还有故意不显示单位，与此同时，一些旅行社相当配合——伪造邀请函、会议通知等进行出国（境）旅游，把真的邀请函叫做签证函，假的邀请函叫做报批函，专门应付因公出国（境）考察管理等。可以说，所有的治理措施都被官员和旅行社一一肢解了，进而推动了公款旅游从“马甲化”到“匿名化”的惊险一跳。
但是，就笔者的观点，公款旅游从“马甲化”到“匿名化”的异化，说到底是治吏治权出了问题。因此，除在一定程度上赞同“国家严令禁止依然无法根本性改变的原因是国家没有建立公务会计制度、办公资产管理和公务接待存在问题、决策缺乏科学理性等”外，更要认识到，这是治理权力者出了问题，因为规制公款旅游行为最重要的是对权力进行规范和对权力进行制约。但公款旅游从“马甲化”到“匿名化”的异化，能看到对权力的制约意义吗？
可以说，公款旅游的核心问题是对公款开支权的滥用，公款得不到有效管理。在发达国家，对公务消费的监督，媒体、公众的力量是一股非常强大的力量，在密切监督之下，政府官员不敢随便用公款吃喝、旅游，不敢进行违规消费。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曾这样说道：“政府官员也在追求自身的利益，在政府里如在商场里一样，我们必须试图建立一种制度， 在此制度之下， 那些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体受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而服务于公共利益。”要解决公款旅游问题还是要从制度设计的角度入手，进行有效的规范、监督，对公共财政支出进行规范的审批，向社会充分公开，加大监督和制约等。只有如此，才能避免公款旅游从“马甲化”到“匿名化”的荒诞和尴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