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是当前文学家族中最受瞩目的成员之一，它以宏阔的体量、深广的内容、丰富的表现手段，成为时代的文化标高。近年来，长篇小说创作数量激增、品种多元、新人辈出。尽管“青春写作”和“类型写作”占据了长篇小说市场的不少份额，但以传统创作为主调的“50后”作家依然拥有强大的感召力。贾平凹、张炜、韩少功、史铁生、莫言、阎连科、李锐、刘震云、阿来、刘醒龙、铁凝、王安忆、方方、孙惠芬等佳作迭出，他们以严肃成熟的写作风范，执著探索的精神姿态，厚重圆融的文学品格，谱写了传统长篇小说艺术“常”与“变”的交响。
时代馈赠与恢宏表述
长篇小说强调一定的长度、广度、密度与深度，它能有效地涵括历史、社会、人生等畛域，反映作者深厚的生命积累与艺术积淀。作为共和国出生的第一代人，“50后”作家经历了动荡曲折的历史变故，拥有丰富的阅历体验，他们自然而然地选择了“长篇”这种大容量的文学载体，以期对复杂的“中国经验”作整体而深刻的表述。
“50后”作家的长篇小说普遍有恢宏大气的特性，这既得益于时代的馈赠，也与其自身浓重的史诗情结密切相关。“50后”作家笔下的文学世界立体而丰富，他们一面对社会现实有细致的体察和真切的表现，一面对迂阔的历史有智性的思考与深度的勘测，由历史烛照现实，以现实呼应历史，体现出把握完整历史、观照整体生活的文学追求。
贾平凹的《秦腔》、张炜的《刺猬歌》、赵本夫的《无土时代》、阎连科的《丁庄梦》、刘庆邦的《红煤》、孙惠芬的《吉宽的马车》、刘醒龙的《天行者》等，皆是反映现实的长篇力作。这些小说从不同的角度切入当下生活，展现了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与人生景观，从凋敝的乡村到混乱的城市，从濒危的生态到弱势的人群，作品触及了城乡差异、阶层分化、性别歧视等尖锐问题，而作者更关注渗透其间的传统失落、文化蜕变、灵魂挣扎与精神隐痛，力图用文学的形式探究混沌暧昧的时代症候，对已然陌生的本土经验作出重新的整合。
“50后”作家不乏立足“现实”的勇气，更有书写“历史”的热情，他们对蕴涵丰富且切近当下的中国现代史尤为关注。刘醒龙的《圣天门口》、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铁凝的《笨花》、阿来的《空山》等皆有一个宏阔悠远的背景，从“过往”叙述到“当下”，从“历史”梳理到“今天”，在大的时代跨度中演绎个人命运和历史力量的纠葛冲突，展现民族进入“现代”的复杂与曲折。莫言的《生死疲劳》在共和国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进程中展开叙述，阎连科的《受活》将人民公社时期和改革开放年代两相对照，借助历史与现实的相互扣连，他们在历史反省中表达当下的精神与情绪，对飞速变革的社会进行历史性的回溯和发问。
精神深度与人文情怀
“50后”作家拥有丰富的基层生活经验，更有视点下沉的内在自觉，面对现代化进程中的复杂景象，这代作家表现出了强烈的现实关切、历史忧思与人道主义情感，在创作中寄寓了对人性的悲悯，对历史复杂性、多面性的省思，对民间大地和普通人群的真切关怀。
从《生死疲劳》到《蛙》，从《受活》到《丁庄梦》，从《秦腔》到《古炉》，莫言、阎连科、贾平凹书写了中国乡村波谲云诡的生存图景，描绘了高密乡、三姓村、受活庄、清风街、古炉村的诸多小人物，记录了他们在历史的翻云覆雨中经历的痛苦。小说对历史与人的关系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将革命、土地、计生政策等置于民族历史和本土经验的视域中，既对民族意志和国家政治表达了一定程度的理解，更对其作出了理性的辨析与反省。“50后”作家的长篇创作并不完全等同于传统的宏大史诗，当然更非颠覆性、情绪化的新历史叙事，而是尝试着将宏大历史与民间、村落、日常生活、个人际遇相结合，追求一种宽广而不流于空泛的丰赡性，为严整的宏大叙事注入了新的生命活力。
“50后”的文学创作关乎责任与使命，也关乎艺术良心，他们的创作依然习惯于以人道大爱为底气，以弘扬正面价值、召唤理想精神为己任。
阎连科是个寓热于冷的作家，他以艺术的方式重构了耙耧山区的荒凉景观，小说充满了贫瘠、穷困、残疾，但触目惊心的残酷往往与饱蘸血泪的悲情交融一体，生存的苦难和生命的坚韧相互映衬，在绝望中焕发出精神救赎的微光。《我的丁一之旅》是一部独特的爱情小说，史铁生用诗意而理性的文字剖析了灵与肉、性与爱的复杂关系，对日益泛滥苍白的“爱情”主题给予了深刻的重新审视，昭示了爱的真谛与意义。此外，刘醒龙的《天行者》关注乡村民办教师这个被长期漠视的底层群体，用真挚的笔墨讴歌了他们的奉献情怀与自强精神；张炜的《你在高原》则以十卷长言书写了主人公宁伽在价值失范年代中的精神跋涉，“高原”寓意崇高、博大、深邃的理想之境，成为人物与创作主体共同的皈依之所。在一个矛盾丛生、价值暧昧的时代，“50后”作家没有止步于人性黑暗与历史之恶的揭示，他们用思想、情感、灵魂赋予作品更深厚的内涵：呼唤美善、建构理想、昭示未来。
独到视角与混搭语言
长篇小说是有难度的文体，也是充满了创造可能性的文体。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纯文学”浪潮的洗礼，深受现实主义传统影响的“50后”作家也有了自觉、明确的文体意识，其长篇创作走上了多样化的艺术探索之路，形成了博采众长、多元圆融的风格特征。
“50后”作家重视长篇小说的视角、结构、叙述、语言等问题，他们在创作中不断更新、求变，寻找艺术创造的更多可能性。在中西文学的交流中，“50后”作家尤其注重对本土和传统文化的开掘，他们既将西方现代派经验转化为自身的血脉，又在民族风格和传统形式中注入现代的内涵。这代作家在文体上有着较为一致的倾向，其“形式”的新变几乎都是为“内容”这个目的服务的。
阿来的《尘埃落定》采用“傻子”的视角展开叙事，以特殊的视界洞开了陌生化的现实景观；阎连科则将荒诞、象征、反讽等技法融入仿真叙述，用亦真亦幻的超现实穿透表面化、平庸化的外在现实，反而迸发出更强大的真实性力量；周大新以“乾”、“坤”标注《湖光山色》的上部与下部，以金、木、水、火、土命名小说的各个章节；莫言借佛教六道轮回的思想描述人物长达半个世纪的生命轮回、生死疲劳，对应中国土地的历史变迁；王安忆的《天香》涉笔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园林建筑、衣物饮食，以精细繁复的笔墨雕刻上海“顾绣”的前世今生……这些皆是从“本土”出发、从“现实主义”出发的“创造”，援西入中，翻旧为新，为作品增添了浓郁的文化底蕴。
“50后”作家的长篇小说在语言上同样强调本土化、个人化的意义。张炜的《丑行和浪漫》与王晓鹰的《长街行》分别使用登州方言、上海方言展开叙述，浮现了独特语言中“人”的历史和命运。莫言的《檀香刑》以流传在山东高密的地方小戏“猫腔”为底本，贾平凹的《秦腔》在“密实的流年式的书写”中回荡着独特的秦声秦韵，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则显露出了明清话本的语体风格，作家们通过方言土语的活用、旧式语言的改造以及各种语体的跨界混搭，既完成了语言形式的更新，也使小说的深度意味得以彰显和外化。
“50后”作家的长篇小说吸纳了本土与西方、传统和现代诸多的文化元素，构筑了一个多重话语交流、多种形式互补的文学空间。“融合”成为其长篇小说的明显标志，这是一种更包容、大气的文学风度，也是一种更纯粹、更具深度的艺术形态，在文学趋向商品化、时尚化的今天，“50后”作家以其有效的创作重塑了传统长篇小说的价值和尊严。 (作者单位：湖北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