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炼边界：
分清商业活动和日常生活
羊城晚报：类似的“身心灵修炼”近来很流行，参与者不仅是普通百姓，也不乏名人。您认为这种身心“修炼”是种什么性质的行为？是身体保健、心理治疗、宗教信仰还是猎奇从众、商业炒作？
李伟民：实际上还是商业行为。尤其这种灵修或谭崔班，都是打着盈利动机来做的商业行为。只不过这种商业行为的切入点，是人对身体健康及精神层面的追求。以前市场化卖的是“衣食住行”，渐渐发展到拿身体或对生命的关注进行商业包装，现在发展到拿人的精神及情感需求作为切入点来忽悠或炒作，尤其是鼓吹性解放或是新型的男女交往体验，这很糟糕。
羊城晚报：您认为类似“身心灵修炼”的边界在哪里？
李伟民：类似打着旗号鼓吹性解放的灵修，这种修炼本身就不该存在，应当取缔。比如泰国虽然社会相对开放，没有太多关于性方面的意识形态限制和禁锢，但在百姓心中，他们能很清楚地分别什么是商业，什么是日常生活。他们都知道人妖是一种职业，是商业，正常的家庭生活完全不会因为看了人妖或者另类表演就变成他们那样，他们的商业和日常生活是截然分开的，而这种修炼活动却搅在一起了。
热潮原因：
心理冲突信仰缺失
羊城晚报：这类“身心灵”的概念在城市白领、业界精英等群体中形成“热潮”，为什么会是这样一个受众群体？背后原因是什么？
李伟民：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大城市日新月异，这个群体的社会地位相对较高，在现代性进程中面对的新问题或是心理上遭遇的冲突，肯定比小城市或社会层次较低的人要多。压力、挫折、困难，在这个社会阶层中更为集中，因此他们更需要宣泄这种心理上的问题。
羊城晚报：如果说穷人生存艰难，有其焦虑的合理性，为什么很多富人也缺乏安全感？不少大企业家也参与这类培训班。为什么会好像“每个人都有病”？
李伟民：即使人的温饱需求没解决，精神层面的需求并不一定就没有，虽然可能不那么迫切和强烈。而处于社会中上层地位的群体，社会阅历和遭遇更丰富和多元，对社会现象和问题的认识相对更深入。除了物质需求，他们对精神和情感的需求更强烈，对个人的信仰和价值观有更多想法和认识。
羊城晚报：这类身心灵修炼课程的流行，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已然构成某种社会症候，反映出当前社会哪些问题？
李伟民：首先是中国人在精神信仰上的缺失，而市场经济又无孔不入。另一个是参加这些课程的人，尤其是白领以上阶层，受过较好的教育，从事较好的职业，对社会发展有较大的推动和贡献，是社会向前发展的主要基础。如果这个阶层出现问题，整个社会也会产生新的问题。这几年政府也在强调重建主流价值观，这不仅包括政治信仰、社会认同，也应当包括人们在世俗生活中的纯粹的信仰和理念。
羊城晚报：这类鼓吹性解放的培训班是否与长期以来中国人在文化传统上比较保守和压抑有关？
李伟民：这当然和传统文化价值观中，伦理和操守方面受到长期的禁锢和压抑有关。长期以来，我们通过制度等思想意识形态教育，排斥和否定人们正常的需求和愿望。现在很多人积极投入到这些活动里，看上去像是对旧传统的背离和反叛。但更深层更重要的原因是和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整个社会转型有关。
羊城晚报：当前中国经济迅猛发展，但现代人的心理发展却不健康，加上长期以来中国人一直羞于面对心理问题，这是否从侧面为这类课程的流行提供了生长空间？
李伟民：现在的确是这样，心理问题长期得不到疏导。其实整个亚洲社会长期都是类似情况，不像西方人一样把私密的心理问题拿出来讲，或是去特定的行业寻求帮助和解决。比如很多日本企业有心理宣泄室，卡拉OK最早在日本被创造，大家有不愉快就去卡拉OK吼一通，他们通过这种方式让人自我发泄。而西方人更偏向于说出来，去专业的心理治疗机构或去教堂寻求安慰。
我们社会无法满足人在精神层面上的期望和需求，现实社会给人们提供帮助的途径和空间也很缺乏。社会发生变化，人们有需求又得不到较好的引导，就会被市场力量介入。
重建信仰：
找到精神世界的根
羊城晚报：作为某种接近信仰的途径，某种程度上说，这种培训课的存在是否也有合理性？
李伟民：大众有参与其中的愿望或内在动机是有合理性的，人们确实有这种合理需求。但问题是现在很多培训班的方式不对，比如鼓吹性解放的灵修班就十分恶劣，这比意识形态上对信仰的禁锢和限制更恶劣。拿精神层面的需求进行商业炒作，这种运营方式和手段不仅不能很好地解决人们的精神需求，还会产生新的社会问题。这也是市场经济到来后，国家和社会不知如何正确应对市场的表现。
羊城晚报：您认为政府应当怎么做？在这里边扮演怎样的角色？
李伟民：政府现在十分缺位，认识不足或存在认识误区。对精神层面的东西，政府现在较多的还是限制，或有很强的约束。政府将人引导到政治上的信仰，这种通过宣传和教育的引导并不解决问题，个体在日常生活中的信仰是缺失的，这两种信仰完全是两回事儿。
对待这类身心灵培训班，政府应当立场鲜明地说明哪些不被允许，应当设定明确的规范。但现在没有，或者说做得非常不够。相关的管理部门不配套，部门分工和职责也没理清，可能遇到这些问题不知该怎么处理。更重要的是对这些问题还没有明确认识。精神层面上的东西根本不能完全放到市场去做，还是要有限制和引导。
羊城晚报：在西方发达社会里，个体的信仰似乎更丰富和多元？政府部门和社团组织起到怎样的作用？
李伟民：一方面和他们有稳定的宗教信仰有关。另一方面，他们的机构相对更完善。比如美国，除了有专业的心理咨询机构，或是宗教组织、教会，还有各种各样的社团组织和会社，有很多自发的团队，而且是相当区域性和地方性的。这些组织很大程度上能帮人解决心理问题。但我国这方面非常匮乏，想自发组团也受到很多限制，所以中国人遇到心理问题就很纠结，找不到好的解决方式。
羊城晚报：在社会转型期，我们应当如何重建信仰？
李伟民：应当重新找到精神世界的根在哪里。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学说给中国人确立的根是基于血缘的家庭组织。中国人一生最大的寄托和满足，心理上的安慰和寄托就是家庭。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帮中国人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但现代社会把这些全破坏了，“家”不成家，无法成为温暖的让人平静的场所。现在让中国人重新回到家庭层面根本不可能，让中国人像西方人一样去信教也不现实。其实不仅是我国，亚洲国家，包括日本、新加坡、韩国等，他们在转型期整个家族传统也是被破坏得比较厉害的。何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