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顶山李绿园故居内，展示有多位文学家对《歧路灯》的称赞。
中国古代小说史上，《歧路灯》是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以教育为题材的白话长篇小说。被专家们称为“我国古代绝无仅有的一部教育小说”。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州书画社(现河南古籍出版社)所出栾星校注本《歧路灯》，在社会上引发巨大反响。这本书序言，是姚雪垠所作。
姚先生写道：“从抽象道理说，这本书在今天对做父母的如何教育子女，青年人如何不受流氓阿飞引诱，不是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吗？再看小说中写的那位盛公子是一位布政使的孙子，不务正业，整天呼朋引类，吃喝玩乐，不是可以作某些‘高干子弟’的一面镜子吗？”
书出版后，有位领导认为姚序中“高干子弟”的提法“不妥”，要求重印时删去。出版社很为难，征求姚先生意见。姚先生回信严厉批评了这一说法，他说：“周总理早就说过，我们的高干子弟要自觉改造自己，不能学八旗子弟。那句话丝毫没有攻击社会主义的意思，也不会有损于党本身的威信。对一句话做出不必要的修改，反而会无意中对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抹黑。我们都要养成一种新习惯：多从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考虑问题。我们愈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批判对‘四个坚持’的反对态度和言论，愈要加强社会主义民主精神。”
联想到当下“官二代”、“红二代”不断爆出的违法乱纪行为，我们会发现，姚先生多么具有长远眼光，这本书又多么具有现实意义。
李绿园著《歧路灯》，是为自己子孙也为天下世家子弟而作。书中除“八字方针”外，还有条极重要的劝诫：“戒酒戒赌。”当时他清醒地认识到，教育问题迫在眉睫又形势严峻，但他无力改变的是：“哪家子孙敢言与天地不朽？”
李绿园，当如鲁迅所言，是“黑屋子里，梦醒来却无路可走者”。
记者 盛夏 文图
它与《爱弥儿》同时诞生
将眼光扩展到全世界范围，十八世纪中后叶的世界文坛上，东西方几乎同时出现了一部教育小说，它们是《歧路灯》和《爱弥儿》。后者名气远超前者。
《爱弥儿》是法国杰出启蒙思想家卢梭的重要著作，是世界上第一本小说体教育名著。它通过爱弥儿受教育的故事，宣传作者的教育观点，即把孩子放在大自然中令其自由成长。作为一本五卷本长篇巨著，卢梭尖锐地批判了腐朽的封建教育，提出个性解放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
两本书，产生时间基本相同，都在1760年前后，均是作者约50岁时创作。两书题材相同——都是教育小说，情节结构也相似，均以一个名门望族子弟的成长为线索，结构故事，安排情节，小说主人公成长史这条主线上贯穿了许许多多的人和事，反映社会生活面较广阔，表现思想内容较丰富。
学者张国光著文道：“两本书教育思想上也有接近之处。卢梭认为教育可以预防人变坏，贵族子弟也可以教育好的，他主张恢复自然人，出发点是人性皆善论。李绿园虽是封建思想家，却也受了萌芽的资本主义因素影响。卢梭主要写如何防止纯洁少年变坏，李绿园着重写失足青年如何得到挽救，使其本性得以恢复，从这一方面而言，《歧路灯》与苏联大教育家马卡连柯的《教育诗》也有某些相似之处。”
《爱弥儿》一出版，即轰动了法国和西欧，影响巨大。《歧路灯》却被埋没了二百余年，一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真正为广大读者知悉，其价值，仍有待研究者悉心发掘。
家庭教育：理智施教、爱而不娇
《歧路灯》中展示了完整系统的教育思想。它讲良好的家庭教育，首先要为子女创造良好的家庭环境。
谭绍闻父亲谭忠弼(字孝移)，“为人端方耿直，学问醇正。相与几个朋友，都是些极正经有学业的朋友”。他每日看书，或与一二知己商诗订文。谭绍闻小时，父亲经常把他带到书房，或认字，或读书，或说故事。上学之前，父亲口授《论语》、《孝经》，谭绍闻已大半成诵。
良好的家庭学习环境，是谭忠弼有意为儿子营造的。
谭父逝后，谭绍闻先是碰到劣师，经常逃学。随后与浮浪子弟结交，之后开始堕落。
谭绍闻本人经历堕落败家大挫折之后，立志改过。他用父亲教导自己的方式教导儿子，搬家后先修书房，与儿子同在书房苦读，不与外人联系。自己中举，儿子也成了才。
书中关于家庭教育还有条重要原则：“理智施教，爱而不娇”。
谭家五世单传，谭绍闻是父亲四十岁所生。谭忠弼对儿子“甚是珍爱”，但决不溺爱。
儿子出去玩，他照头一掌。家中没有任何娱乐设施。对儿子交游，他约束甚严，“门无杂客。”
母亲王氏正好相反，她给儿子误请劣师，弄得儿子“脸上一点书气也没了”。谭忠弼去世后，她又“糊涂溺爱”，纵容儿子与浮浪子弟结拜，先学赌，再学嫖。她还把十三四岁的儿子奉为“一家主子”，使其为所欲为，大量败产。家中忠仆王忠，代其管束，王氏对王忠“恨得没法”，以致撵了出去。
王氏如此，缘于她自身素质低下，满身都是小市民俗气。她贪小便宜，利令智昏，纵容儿子嫖赌，又见识短浅，愚昧无用，既无教育能力，更无教育方法。
丈夫死时，儿子才十几岁，王氏“纵子如杀子”，儿子“耳少正训”，终至败落家产，声名扫地。谭绍闻自己也对母亲不满，他道：“我若能常听重话，未必会到这种境地。”
社会教育、学校教育“一个都不能少”
《歧路灯》中有“八字方针”——“用心读书，亲近正人”。所谓“亲近正人”，正是社会教育中的重要原则。
谭绍闻误交恶友，规劝下也曾改志向学。恶友又来引诱。谭拒绝，并表示不满：“张宅他家非赌即娼，我一个年轻人走来走去，高低没有好处……我一向没主意，胡闹，既以兄弟相待，还该劝诫才是，如何我今日立志好学，你一定推我下水是怎的？”
恶友仍将其骗至尼姑庵，拿为把柄，将其胁迫至张宅。已改志读书一年的谭绍闻，先与匪人喝酒，酒后又赌又嫖，欠下大笔赌债，种下祸根，败家路上又走了一大步。
如此故事，书中反复出现。体现了作者思想，即青少年结交何种人，置身何种社交场所，对其影响甚大。不结交匪人，不涉足赌场、妓院等地，就不至于被拉下水走向歧途。主动拒绝负面社会教育，才能守住做人的根本。
作者不但通过故事表现，还通过诗词、议论一再强化这个观点。作者议论道：“学生定要择地而蹈，守可失之严，不可失之纵也。试看古圣先贤，守身如执玉，临死时，还是一个个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光景……提耳之言，不惮穷形极状，一片苦心，要有福量的后生阅之，只要你心坎上添上一个怕字，岂是叫你听谐语，鼓掌大笑哉？”
《歧路灯》中，对当时主要学校教育形式，均有艺术表现。又结合主人公成长历程，着重写对其影响密切、深刻的家塾，简写县学、府学、国子监等。其中许多教育思想，今天看来仍有认识借鉴价值。
《歧路灯》表达了尊师重教的思想。
谭父为谭绍闻延师，请的是端方博雅的娄潜斋。延师过程毕恭毕敬，礼数妥帖周全。娄潜斋年薪，“束金四十两，节仪八两”，此外供给柴米油盐。在当时可维持中等生活水平。“国将兴，必贵师”，是古今相通的一条真理。
书中讲到优秀老师，要有一套正确训蒙方法，要敢严格管教学生，不能“纵惯学生”。
良师娄潜斋，管学习，还管做人。不让学生讲究穿戴。对学生交友，他十分严格。他的儿子兼学生娄朴，中秀才，他却让娄朴罚跪，原因是娄朴与不该交往的人“拱一拱手”。
劣师侯冠玉对学生“曲意先迎”，公然给谭绍闻讲“算命”吹捧他，说得谭“自己也不认得自己了”。
书中还有明师智周万循循善诱，将启发学生悔过自新的思想，糅到教学中。他实行“个性化教学”，针对谭绍闻出作文题，又针对其弱点写一篇“戒赌箴铭”。谭绍闻“闻老师之言，发聋振聩，永不做非礼之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