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单 只想找一份温暖
“我想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太大的地方。”24岁的丁晓轩已经不记得，这句并不属于自己这个年代的歌词，已经在她的QQ签名档上挂了多久。
“原来一个人的时候，就想着能有个人陪陪自己。现在两个人了，确实没以前那么孤单了，就想着能有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丁晓轩是个河南姑娘，一年前，她在厂里认识同是河南人的男友，两个人迅速确立了恋爱关系。现在，他们在离厂区不远的一幢三层农民房里，租了一个房间，每个月租金450元。
在谈恋爱之前，丁晓轩过着典型的三点一线生活，每天在宿舍、车间和食堂之间穿梭，休息天多半也在宿舍宅着，用手机上网聊天、看电影。
“说实话，真没觉得我有多爱他，只是两个人在一起比一个人好，那就在一起呗。”晓轩是个文静的姑娘，言情小说也没少读，可说起自己选择的这份爱情，她想了半天，却只能用“平淡”两个字来形容。
对大多数农民工来说，谈恋爱是他们最好的、也是最容易实现的排遣寂寞的方式。
郭子默也不例外。
半年前，才读高一的她给爸妈留了张纸条，从连云港离家出走，一个人来到杭州“流浪”。在服装城的一家店铺里当导购时，她认识了现在的男友。
“当时工作很辛苦，工资也很低，又不敢让爸妈知道，一个人过得很惨。”在这个17岁小姑娘的记忆里，那段日子几乎只剩下眼泪，“他比我大8岁，天天来等我下班，带我去吃饭，安慰我，我觉得他真的对我很好。”两个月前，子默搬进了男友的住所，开始过起小日子。
对很多80后，甚至90后的农民工来说，在孤寂的生活里找一个玩伴，甚至未婚同居，都是很正常的事。“两个人一起住，省一份房租，也热闹，没啥不好的。”郭子默大大咧咧地告诉记者，上个月，她的父母特意从连云港赶到杭州看了“毛脚女婿”，也算是把她正式托付给了这个男人。
但这样的取暖，不会没有代价。这群心智并未完全成熟的年轻人，凭冲动和任性行事，往往得不到及时、合适的情感指导。因感情不顺利而寻死觅活的人有，错综复杂的多角关系也有，甚至很多女性农民工有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受孕的经历。她们中间有相当一部分人，选择民营医院做号称无痛的人流手术，还有不少年轻女孩，则在丝毫没有准备的情况下，稀里糊涂地当了妈妈。
迷茫 未来之路在何方
“我们这群人，努力在城市里工作，却没有我们的立足点，真的没有幸福感和成就感。”谢凯手机的音乐播放器里，常常循环播放这段时间热播的《北京爱情故事》里的主题曲。
“我在这里祈祷，我在这里迷惘，我在这里寻找，也在这儿失去……”
从汪峰苍凉孤寂的声音里，谢凯一遍遍思索自己的出路：“如果一直这样，也许真的还是该回去。”
无聊、迷茫、压抑。这是记者采访的这些新生代农民工提到最多的口头禅。和父辈相比，他们有着更强烈的自尊需求，渴望自立、追求自主，希望生活得体面而又有尊严，希望自己有所作为，有朝一日真正成为一个城里人。可在他们的生活里，阳光好像总是要比城里的同龄人少一些，欢笑亦然。
很多时候，自认为乐观坚强的郝俊也会独自神伤。
初中毕业之后，他从内蒙古随父亲去了上海，在一家经络按摩店里当学徒。3年前，手艺得到师傅认可的他，被派驻宁波的新店，在上海结识的重庆女友随他而来。一年前，两个人回内蒙古领证结婚。
“刚出来打工的时候，就想着挣钱养家。”郝俊告诉记者，他是家中最小的儿子，初中毕业那年大哥结婚，为了给他造房子，家里花光了所有积蓄，还欠下不少债：“几年后，债还清了，就开始为我自己做点打算。”
郝俊的打算微小又具体——希望以后能够盘个店面自己当老板。为了这个也许能够在未来出现的小店，郝俊一直在努力，在他临时租住的房子里，堆满各种经络、推拿的专业书籍，墙壁上挂着一张医学用的人体图标，床头边的一本《黄帝内经》，已经被翻得卷了边，打开来看，密密麻麻都是笔记，“老祖宗的文化博大精深，要真正做好经络推拿，一定要钻研”。
即便如此，郝俊的生活还是充斥着很多不确定因素。“不知道师傅什么时候会叫我回去，自己又还没能力单干，所以还是稳定不下来。特别是如果接下去有了小孩，在城市里生活的成本会更高。未来，真的很难说。”
慢慢来，谜一样的未来。
可是，对这群被过早推搡着进入社会的年轻人来说，生活已经没有给他们留下多少喘息的时间甚至空间。接下来，他们要结婚，要生孩子，要面对更多当年他们带着热情与憧憬奔向城市时没有想到过的问题。
“其实我们要的不多，我们只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我们应该得到的，过一份相对体面的生活。这个应该不难吧？”采访的末尾，郝俊的妻子这样反问。
但愿不难。
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主任孙健敏教授：农民工的主观生存感受，记录了整个中国社会变迁的过程。作为转型期中国的一份子，农民工及其子女身上负荷了多重角色，而他们的努力，最直接承担了整个社会转型的成本，包括社会成本和心理成本。了解他们，是帮助他们的前提和基础。(记者 何苏鸣 通讯员 陈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