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俩年轻时的照片，当时哥哥（左）还在中大念书。记者苏俊杰 摄
98岁的何伯经常翻看相册。记者苏俊杰 摄
住在荔湾的何善龄老人八年未见过远在广西的弟弟，如今两人出行不便相见难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广州和南宁间能通上高铁，这样我坐着轮椅也能上火车，两三个小时就能到广西去看望阿忌。”
—— 98岁的何善龄老人
重阳节临近，家住荔湾区昌华新街的98岁老人何善龄有个小小心愿，想见见自己95岁的弟弟阿忌。何老伯说，新中国成立前，他曾参与滇缅公路和中印公路的修筑，而弟弟受其资助到达延安，当过文艺工作者打过游击。两人一别十余年断了联系。新中国成立后，兄弟俩分处粤桂两地，想方设法再次重逢，年年相见一直持续到2004年。而后8年，由于行动不便，兄弟俩尽管彼此思念，却未能再见一面。
文/记者 张丹羊、徐一斐
图/记者苏俊杰
战争年代：
一封信后哥俩一别十载无音讯
何老伯说，他们两兄弟都是广东兴宁人。当时他在中山大学工程系读书，阿忌则在广西大学就读。“他思想进步，人也聪明。”阿忌在校时已参加共产党地下工作，何善龄则常常从广州买回进步书籍寄给弟弟。1937年，何善龄毕业后在交通部门工作。第二年，阿忌因成绩优异跳级从广西大学毕业来广州找哥哥。
“阿忌说要出去找工，但旅费不够。”何老伯说，听后他二话不说立即出资赞助弟弟。直到收到一封从延安寄来的信，他才得知原来弟弟已经抵达延安，在那里参与到党的宣传工作中。“他在大别山打过游击，先后使用过很多个名字，直到在广西工作后才定下来。”
那个年代，个人命运颠沛不定。这封信之后，兄弟二人失去联系，一别10余载。何老伯说，上世纪40年代初，他曾经在重庆登过报纸寻找阿忌，但没有收到任何消息。
新中国成立后：
辗转重逢兄弟情深年年相见
“我们兄弟俩能重逢是一种幸运。”何老伯说，新中国成立后，他被调到位于沙河的广州交通部机械化筑路总队工作。一次偶然的机会，他遇见了在铁路工作的一个军代表。交谈后，他意外发现对方竟是弟弟阿忌当年参加地下工作时的同事。军代表告诉何善龄，新中国成立后阿忌曾被派回过广州，后来又被调往广西工作。在广州短暂的停留时间里，阿忌和军代表偶遇，并透露他回广州后一直在寻找家人，但没有结果。
听闻弟弟的消息，何善龄喜出望外，将自己的住址告诉了军代表，嘱咐他转告弟弟自己在广州等他。军代表受何善龄之托，辗转与阿忌取得联系。
何老伯说，1949年末，他和妹妹收到了阿忌的书信，兄妹三人终于取得了联系。此后又通了几年书信，大概在上世纪50年代末，兄弟俩才第一次相见。虽然各在粤、桂两地工作，但两人一直用书信联系，感情亲密。改革开放后，二人几乎年年相见两次。
1994年何善龄八十大寿，弟弟赶来广州，并题诗庆贺。十年后，何善龄九十岁，弟弟又再次赋诗一首，来广州为兄长贺寿。这两首诗都是对何老伯一生的描述和回忆，字里行间充满兄弟至深的情谊。这两首诗被何善龄打印出来珍藏，常将它们带在身边，不时拿出来看看，回忆自己的一生，也回味着浓浓的兄弟情。
耄耋之年：“即使坐轮椅 也想去广西看弟弟”
如今，何善龄已经98岁，弟弟也已95岁了。何善龄说，自妻子因病去世后他再未婚娶，只收养了两个女儿。两个养女一个在广州一个在内蒙古，常回广州看望他。目前何老伯一个人居住在昌华新街的房子里，由保姆照顾。
“新中国成立后，我一直没换过住处。”何老伯说，这里是自己当年告诉军代表请他转告弟弟的住处。10年前，他患中风腿脚不便坐上了轮椅，这些年来几乎不能走远路，更别说离开广州了。
街坊洪叔说，这两年，何老伯的精神明显不如从前。而近年来远在广西的弟弟阿忌也住进了疗养院，每周日回家，身体虚弱不适宜出远门。
何老伯回忆，兄弟俩最近一次相见是在2004年自己生日后，阿忌来广州开会。此后，他们只是在周日通通电话，至今已有近8年未再相见。
虽然常能听到弟弟的声音，但何善龄非常想念阿忌。“去年他还说想来广州，但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何老伯说，“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广州和南宁间能通上高铁，这样我坐着轮椅也能上火车，两三个小时就能到广西去看望阿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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