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的功能的演变，与现代化生活的建立有关。中国街的变化，足以引起我们对于现代化的思考。城市化的方式决定了街的变化，而街的变化又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怎么样才能让街重新变回人们公共生活的空间，这正是今天需要思考的。
——陶东风
现代化都市中的市民生活究竟是什么样的？是在车水马龙之中忙忙碌碌，还是偶尔也可以停下来小憩一下？
日前，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首席专家陶东风提出，重视中国街的建设，是中国现代化和城市化值得反思的问题，也是推动市民公共生活的关键。陶东风说：“市民的公共生活，需要的是充分的公共空间，这个公共空间，不是简单的几个大广场，几个文化建筑就完全可以承担的，实际上，市民需要的，是一个随时可以小憩、聊天的地方，它可能是一个小小的角落，也可能只是街边几个小石凳。”
而城市中最大的公共区域，无疑是街。街，这是每个人每天都要接触的地方，陶东风说：“街不仅是路，不但只有交通的功能，它的核心是城市居民日常生活和公共交往、公共活动的场所。”
整齐划一的街道，流水般来去的车龙，对于城市和城市中的居民来说，究竟是什么地方？一直以来，各地都有报道称，古老的街道正在逐渐消失，伴随而来的是，街的功能只剩下交通。
街在现代化过程中发生巨变
北京晨报：为什么会想到谈街的问题？
陶东风：因为“街”是政治和经济、精神和物质、传统和现代、个体和社会、中国和西方、重大政治事件和百姓日常生活、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等的交汇处，是一个综合体，但是又非常具体，可大可小，操作性很强，大有文章可做。它非常具象，但又有深层的社会文化意蕴可以挖掘。
北京晨报：对于街的注意，可以提供给我们什么样的思考？
陶东风：反思街，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反思现代性和城市化，因为街及其具体承载和体现的生活方式、文化传统在现代化、城市化过程中发生了急剧的变迁。但是必须强调的是，在反思中国街的时候，我们不仅要反思一般意义上的现代性，更要反思中国式的现代性，不仅要反思城市化，而且要反思中国式的城市化。
街与大马路的区别
北京晨报：每个人都知道街，也每天都和街打交道，你认为这个街和真正的街有什么不同？
陶东风：街到底是什么？它和大马路的区别是什么？我的回答是：大马路是只有单一的交通功能，而街不是。街的核心是一个城市居民日常生活和公共交往、公共活动的场所。以居民为本，而不是以政府为本，以居民人性化的生活为本，而不是以方便政府管理为本，这是街道的规划和建设的基本原则。中国街道的一切问题可以归结为违反了这个原则。
北京晨报：也就是说街应该是人的街，是人生活的地方，而不仅仅是路过的地方？
陶东风：是的。为什么中国很多城市的街变成了大马路，只承担交通功能？为什么车流把人群挤到角落里去了？哪些力量介入了街的建构和变化，导致其违背了以居民为本的原则？对于种种问题，我们可以借助于街来反思中国的现代化、城市化、文化生态、生存环境等。
整齐划一是文化的没落
北京晨报：你认为现在街的问题在哪里？
陶东风：街失去了公共空间的功能，其原因有二。第一，权力决定的痕迹太明显，规划的初衷往往是为了方便管理，而不是方便生活。其二，文化上的原因，解放以来，我们的文化强调一致，反对差异，这种观念到现在仍旧存在，不论干什么都喜欢整齐划一，我到浙江农村去看，那里建设农村，房子都是一模一样的。
北京晨报：整齐不好吗？
陶东风：看起来壮观，但这种文化上的千篇一律，其实是压制个性，文化没有丰富性、差异性，这种整齐会很可怕。
城市化的方式决定街的面貌
北京晨报：街是城市中最重要的设施之一，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街的问题？
陶东风：思考街的演变，要和城市化的历史变迁相结合，因为城市化的方式直接决定了街的面貌。因此，不但要反思一般意义上的现代化、城市化，更要反思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和城市化。
北京晨报：街是如何演变成今天这样的情况的？
陶东风：解放后中国的城市化经历了政治型城市化、经济型城市化两个阶段，现在正在向文化型城市化转型。1949年到1979年是权力主导的城市化，其所造成的后果是城市街道的权力印记无处不在。巴黎的香榭丽舍大街和中国的长安街最大区别在于：市民本位和权力为本的区别，一个是方便生活休闲，一个是方便管理。这正是中国权力主导城市化的结果。1979年后的经济型城市化在权力主导之外加上了金钱主导，其所导致结果是金钱的印记无处不在，并和权力的印记结合在一起。现在刚刚开始建设文化型城市，但是困难重重，因为要改变原有的权力印记和金钱印记并不容易。
街道的权力印记无处不在
北京晨报：是什么让街失去了文化底蕴？
陶东风：中国的街道也好，城市也好，最大的问题是权力和金钱的逻辑主宰了一切。但是在金钱和权力的关系中，金钱又是服从于或附属于权力的，因为中国的商业化，特别是新时期的商业化，是权力主导的商业化。因此，不能过分夸大商业化的弊端。
北京晨报：在你看来，现在的街是什么样的？
陶东风：中国街道的最大特点就是整齐划一，高度雷同重复，处处可以发现权力强行规划的痕迹，看起来很整齐，但是实际是单调，因为它是权力规划的结果。这点不但和西方国家的街道不同，而且和越南的河内和西贡的街道也不同。街道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没有了。到处是类似的街和类似的房子。对行人设置了各种各样的限制。中国街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建得快，破坏得也快。破坏的方式多种多样，源于自然力的很少，更多的是人为。拆建、改造都可以是一种破坏街道的方式，修建仿古街也是一种破坏：以建设和开发的名义来破坏。很多著名的风景点都有大量由一模一样的仿古建筑构成的仿古街。
街失去了活力
北京晨报：为什么街道如此重要？
陶东风：街道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公共性，其重要功能之一是举行一个城市的各种公共文化活动。但是在中国，由于权力和金钱的双重压制，街道中的民间自发公共活动受到严格控制，导致街道的公共性丧失、民间生活的丰富性丧失、文化活力丧失，特别是自发的民间公共文化活动。我们在西方城市街道见到的民间自发的文化活动很多，比如黑人孩子在那里跳霹雳舞，民间音乐人在那里聚会、演奏，墙上的涂鸦文化。这些东西在我们这里都被清理了，基本没有或非常罕见。几乎所有的公共文化活动都是组织化的，组织化了也就失去了真正的公共性。这样，街失去了活力，变成一个单纯购物、消费的地方。
北京晨报：为什么要强调街的公共属性？
陶东风：须知文化的活力在民间，文化软实力和民间社会存在相互依存的关系。政府的一个误区就是认为文化软实力可以通过政府大量投资打造出来。如果说大学的活力在于大学的自治，那么，文化的活力同样在于民间社会的自治。因此，与中国街道民间公共活动的弱化伴随的，是民间社会无法发展起来。街道的自治性的丧失实际上是市民社会的自治性丧失的必然结果。
古街保护是要让它活着
北京晨报：一直都有古街消失的报道，您怎么看？
陶东风：街道，特别是那些历史文化名街，是文化记忆的符号，其每座建筑、公园、雕塑等都凝聚着历史记忆，都有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代代相传，保证了一个城市居民的身份认同。中国的街道动不动就扩建改建，这是对历史的不尊重。
北京晨报：保护古街也一直是社会讨论的问题，在您看来如何才能保护？
陶东风：街道的保护我认为要遵循整体保护、按照原样活着的原则。除了不能随便拆迁和重建外，整体保护很重要。如果一个历史名人故居的周边环境全部改得面目全非，只剩下孤零零的一个故居，这个所谓的故居实际上已经不是原来的故居了。故居保护应该是故居和故居周边的环境的整体保护。日内瓦的卢梭故居、伯尔尼的爱因斯坦故居，波恩的贝多芬故居，奥地利萨尔斯堡的莫扎特故居等，都是如此。再打个比方，如果我们在十三陵的周边建起大量的现代建筑，只留下孤零零的陵墓，这还是十三陵吗？
北京晨报：怎么样保持古街的活力呢？
陶东风：古街保护，不但要保护原样，而且要让它活着，也就是不要搞成和生活世界隔绝的古董。苏格兰约克郡的多铎时代的街道，居民的生活方式没有变化。丽江和其他古城古镇的问题是居民不见了，生活方式也完全变了：这是一个彻底的商业街，旅游者的天堂。
当下的公共空间太少
北京晨报：怎么样才能让街重新变成公共生活的空间？
陶东风：首先是观念上应该有所改变，对于公共空间认识的不足，是因为缺乏对公共生活的认识。而要激活公共生活，首先要激活社会，对社会管理得太死，公共生活自然就不足。所以，对于社会的观念需要改变，不要把社会当做管理和控制的对象，不要对公民、市民自发的公共活动太过紧张。把社会管理的观念变成社会建设、社会服务的观念，我想情况会改变很多。
北京晨报：观念改变之后呢，具体有什么可以做的？
陶东风：技术层面的工作，以怎么样才能方便公共生活为原则。现在市民的公共生活并不方便，聚会、聊天的场所太少。虽然许多城市都在建广场，也很大，但是并不意味着有大广场就方便了，一个城市里只有那么一个或者几个大广场，人们要走很远才能到，自然没有多少人去。公共生活需要的是随时都可以去，抬脚就能到的地方，哪怕只是街边上一个小角落，都是很好的，但是我们很少有这种能够聚会的小角落。另外，广场本身的功能也不足，我们的广场很多都是空空荡荡的，缺少文化生活的条件。纽约的时代广场并不大，哈佛的广场也不大，但是文化生活非常丰富，文化活动非常多，也有很多咖啡厅、酒吧、演出场所。人们可以随意地休息、聊天、参与各种活动。所以，方便公共生活，这一点非常重要。
晨报记者 周怀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