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后期 民主党派为啥愿跟共产党走
进入1948年，形势进一步朝着有利于共产党的方向发展。继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察冀部队攻占了石家庄，使华北解放区连成一片之后，晋冀鲁豫部队再次占领了洛阳，西北野战军夺回了延安，东北野战军通过冬季攻势把东北国民党军压缩于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孤立的地区，华东野战军捷报频传。中共中央也离开陕北，到达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共产党胜、国民党败的形势，已毫无悬念，在1948年年初，中国当时最大的两个民主党派——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先后宣布，要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基于以上形势，筹备中央政府、建立新中国的问题便提上了议事日程。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表“庆祝五一节口号”，公开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为什么要联合民主党派
1948年，在中国政治舞台上，除各自拥有军队、地方政权并起决定作用的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外，还存在着其他13个政党，在这些政党中，中国青年党和国家社会党跟着国民党走，而其他的11个党派，则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蒋介石的个人独裁，被中国共产党称为民主党派。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要联合这些民主党派，原因在于：第一，这些党派及其他无党派人士虽然没有军队，没有地盘，但他们网罗了当时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具有相当影响的一大批精英人物。这些人中，不乏老革命、民主斗士、大学教授、新闻记者、律师、企业家。当然，也包括一批因为不满蒋介石，而从国民党中分化出来的国民党党员。要彻底打败国民党、建设新中国，显然离不开这个高学历人群的支持。
第二，因为他们的地位相对中立，因此他们的声音，对普通民众来说，无疑会具有更强的感召力。尤其是在国民党占领下的城市中，因为共产党是非法组织，有恒产者大多不了解共产党，认为共产党会共产共妻，剥夺有产者，故邀请这些第三方人士参加新政府，会在某种程度上起到影响城市民众，瓦解国民党残余力量的作用。
第三，1949年后，中国共产党要以城市为重点进行经济建设，但共产党员大多出生成长在农村，不懂得城市生活与城市管理。因此恢复城市经济与建设城市，显然需要他们的支持。
正是因为民主党派与无党派民主人士具有这样大的作用，所以在“五一节口号”发出的第二天，毛泽东就亲自给李济深、沈钧儒写信，邀请各民主党派代表及无党派民主人士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当时，中国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因为受到国民党的压迫而大多躲避在上海或香港，主要是香港。在收到中共中央的“五一节口号”之后，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海外华侨、无党派民主人士迅速响应，公开表示中共中央的上述号召“适合人民时势的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并在随后发起了新政协运动。中国共产党在香港主办的《华商报》发表了许多这样的文章。
问题是，香港这边热闹非凡，又是发电报，登报纸，又是开座谈会，但远在河北省平山县山沟里的中共中央却还被蒙在鼓里，并不详细了解香港所发生的一切情况。原因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在香港同样属于地下组织，不能公开活动，与中共中央的联络只能通过电报。共产党在香港的组织，即香港分局，考虑到这些民主党派响应中共号召的声明已经公开发表，如果再用密码电报全文拍发给中共中央，就存在容易泄密的问题。于是，香港分局机要科另外编了一套临时密码。可是，在电报发出以后，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部门几次来电，说译不出来，或是译到中间后面译不出，或是文句不明，译不明白。这样，一直到7月中旬才将该电全文译出上报。为此，香港分局的潘汉年还受到了周恩来的严厉批评。
中共中央既然弄不明白民主党派到底对召开新政协的建议持何种态度，自然不敢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其中的原因还在于，这些民主党派虽然历史长短不一，但大都曾站在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以 “第三方面”、“中间派”自居，希望调和国共之间的矛盾，希望走“不国不共”的第三条道路。这种道路体现在建国问题上，最典型的就是民盟。他们主张，中国未来要吸取苏联与美国各自的优长之处，即在政治制度上采取英美的民主制度，而在经济政策上实行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也就是“英美的政治民主；苏联的经济民主”。因此，当中共中央提出建国主张后，没有理由不担心这些坚持中间立场的民主党派是不是会不赞成自己的建国口号。
民主党派的选择
而民主党派这时候之所以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建国口号，原因在于：第一，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紧密合作，拒绝参加国民党违背政治协商会议决议而独自召开的国民大会，因而遭到国民党当局越来越严厉的打压，甚至暴力摧残。中国影响最大的民主党派——中国民主同盟在各地所办的报刊全部被查封、捣毁或被迫停刊，大批民盟盟员和进步人士被逮捕、绑架，李公朴、闻一多、杜斌丞等先后被暗杀。 1947年5月，国民党公布伪造的所谓《中共地下斗争路线纲领》，公然诬蔑民主同盟、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等“受中共之命，而准备甘为中共之新的暴乱工具”。10月，国民党当局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明令对该盟及其成员的一切活动 “严加取缔”。 11月6日，民盟总部在上海被迫发表公告，宣布解散。至此，他们已经明白，自己原本试图站在国共之间，希望中国实现民主、自由，但当政的国民党却使用武力打压他们，甚至用暗杀的手段对付他们，因此“绝不能够在是非曲直之间，有中立的态度”。
第二，国民党在抗日战争的大后方时，通货膨胀已经高企。接收原日本占领区后，通货膨胀不但没有得到抑制，反而愈加汹涌。根源就在于国民党坚持内战，而战争所需经费大部分依靠发行没有硬通货支持的纸币维持，导致物价高涨；而物价高涨反过来又要求政府发行更多纸币，促使物价进一步上涨，如此形成恶性循环。恶性通货膨胀一方面造成政府财政出现严重赤字，1946年、1947年财政赤字就已经超过60%。不得已，1948年8月，国民党试图以金圆券代替法币，厉行物价管制，制止通货膨胀，但金圆券以更快的速度迅速贬值，最高面额在不到一年内从最初的100元上升到50万元和100万元。如此严重的财政赤字，使国民政府根本无暇顾及工商业，根本无力从事经济建设。据统计，国民政府用于经济建设的经费占军费支出的比例，最高为1946年，为0.5%；最低为1949年，为0.17%。而本身实力有限的私营工商业者在如此险恶的经济形势面前，根本无心投资于工业生产，只有搞投机囤积。另一方面，恶性通货膨胀导致普通百姓，甚至国民党政府职员、教育人员、士兵的生活水平也急剧下降。某报曾刊登一则今天看来颇似笑话的故事，讲通货膨胀的严重后果： “上海有一文化机关，十五年前，得一位热心家捐了银元五十万元，约定存入八家银行，只用息，不动本，规规矩矩地照办。一会儿法币政策实行了，合成法币五十万元。上海陷落了，法币二兑伪币一，合成伪币二十五万元。胜利了，伪币二百兑法币一，合成法币一千二百五十元。金圆券颁行了，法币三百万兑金圆券一，合成金圆券四毫一丝；金圆二兑银元一，合成银元二毫零五息。十五年间，绕了一个大圈子，五十万元几乎等于零。”同时，为换取美国的支持和经济援助，国民政府与美国政府签订了 《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等一系列条约或协定，开放国内市场，使美国商品潮水般涌入中国，从而对中国稚嫩的民族工商业形成毁灭性的打击。经济崩溃对普通民众的生活产生了致命的影响。对此，中间派的储安平在当时曾直言抨击国民党，称：“现政权的支持层原是城市市民，包括公教人员、知识分子、工商界人士。现在这一批人，没有对南京政权有好感。国民党的霸道行为作风使自由思想分子深恶痛绝；抗战结束以来对公教人员刻薄待遇，使他们对现政权赤忱全失；政府官员沉溺于贪污作弊，他们进行种种刁难，使工商界人士怨气冲天；因财政金融失策以及内战不停而造成的物价暴涨，使城市市民怨声载道。 ”
第三，中国共产党宣传民主，号召实行民主政治，在某种程度上吸引着民主党派与无党派人士。例如，1945年7月，黄炎培等6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访问延安，毛泽东就问黄炎培有何感想，黄炎培答道：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淳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听了黄炎培的这番见解后，毛泽东对他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所以黄炎培从延安回来后就写道：“延安五日中间所看到的，当然是距离我理想相当近的。 ”
第四，民主党派支持中国共产党建国，也是与以前的长期密切合作分不开的。例如，后来的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回忆：政协会议期间，我方对第三方面，特别是民盟，做了许多工作，双方合作得很好。民盟作为一个方面参加政协，是我党提出来的。政协会前，国民党唆使青年党(原为民盟中的三党三派之一)无理要求在民盟的九个代表名额中占五名，给民盟制造困难，也是我党提出方案即让青年党单独作为一个方面参加政协占五个名额，民盟占九个名额不变，而由我党减少两名，国民党减少一名，在总名额中增加两名，使问题得以解决。以后在国府委员、国大代表名额分配问题上，我们也尽量照顾他们的利益。会议期间，我方同民盟曾有君子协定，即对重大问题事先交换意见，以便互相配合……对其他第三方面的人士，我方也做了许多工作，往往是白天开会，晚上再到特园(民盟发起人之一鲜英的公馆，民主人士常在这里聚会。 )碰头，互相交换情况和意见。
正是因为受到以上这些因素的影响，所以，当马上就要夺得全国政权的中国共产党希望这些民主党派参加新政权时，他们有什么理由拒绝呢？
安排民主人士北上
中共中央在比较清楚地了解到民主党派领导人的态度后，于1948年8月初，周恩来即致电香港方面，要求钱之光、潘汉年等接送在港民主人士进入解放区参加筹备新政协。钱之光在重庆谈判期间曾在周恩来领导下负责毛泽东的安全警卫、住宿饮食等工作，此时被周恩来派到香港，以“联合行”的名义进行活动(“联合行”随后改名为华润公司)。 9月，钱之光便租用苏联货轮接送了沈钧儒、谭平山、蔡廷锴、章伯钧四人经朝鲜到达东北。
如此送过两批后，聚集在香港的名流突然消失，不能不引起香港社会关注。而北伐战争时就官至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现任民革中央主席的李济深自然成为万人瞩目的对象。为掩护李济深北上，钱之光等在1948年12月26日夜，特意安排了一个盛大宴会。宴会结束，李济深等人便来到维多利亚港登上几条小艇，泛海赏月。以此为幌子，登上苏联货轮。船到大连，因天气寒冷，接待人员根据周恩来的嘱咐，给他们送来了事先准备好的貉绒大衣、獭皮帽和皮靴。李济深还被安排住进当时大连最豪华的关东酒店。
当然，并非仅仅对李济深招待如此热情，对其他民主党派或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安排，规格也很高。
据统计，从1948年8月至1949年8月间，由香港分局安排秘密北上的民主人士共20批约350人，其中有119人参加了政治协商会议。
作者：择栖
——摘自：《党史细节：中国共产党90年若干重大事件探源》人民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