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蒂打开门，我从她的脸上看到了惊讶与好奇，虽然我曾告诉过鲍勃我的琴约有1.6米长。
佩蒂是我的硕士导师鲍勃的夫人，两人都是土生土长的加州人。听说我的父母从中国来美参加我的毕业典礼，夫妇俩便盛情邀请我们一家来做客。我则带上了我的古筝，希望让他们听听中国的传统音乐。鲍勃高大的身影出现在佩蒂背后，他一脸兴奋地说，总是听我说起这21根弦的乐器，今天终于见到实物了。
架好琴后，我一边校音一边为他们讲解古筝校音的原理，并且移动雁柱、打开调音盒进行演示。佩蒂和鲍勃并肩坐在一张长凳上，她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鲍勃则很认真地盯着琴板。这个年逾七十的伯克利大学教授，此时竟像个专心听课的孩子。
第一首曲子是《彝族舞曲》。之所以选中它，既因为曲调本身的抑扬顿挫、缓急相济之美，也由于我们研究组和彝族有着不解之缘。鲍勃的研究组和中国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合作由来已久，每年夏天都会有不少学生和老师到凉山进行调查和实验，彝族人对他们来说早已和老友无异。所以当我说出曲名时，在座的各位都眼睛一亮。
虽是多年弹熟的曲子，我心中却仍禁不住有些打鼓。毕竟是第一次在导师面前表演，又希望能将心爱的乐器发挥到最好效果，手指便难免有些不灵活，脑中也无法排除乐曲以外的杂念。抬手之间，我朝鲍勃和佩蒂匆匆望了一眼，看见两位老人一个低头注视琴弦，一个脑袋微侧看向琴头。他们专注的神情让我颇受鼓舞，加之随着曲调渐渐流畅，我紧张的心情去了大半，心手相应，渐入佳境……
当我轻轻点下最后一个泛音，双手悬空结束演奏时，便听见佩蒂连连说到“太棒了！太棒了！”。她坐直了身子，目光投向我的手指，询问我戴的是什么。听我说了这假指甲可由玳瑁壳、象牙或塑料制成之后，她觉得颇有意思，说西洋弹拨乐或用指肚(如竖琴)弹拨或至多用一片拨片演奏，她还从未见过将工具缠在手指上的情形。
随后她又指着雁柱，向我询问名称。我想了一想，只好用了英语“支柱”这个词，将其解释为琴弦的支柱。可我心中却略觉惋惜，多希望他们能懂中文，否则如何能领会我们祖先在这琴上倾注的诗意与想象？这些人字形的琴柱，从演奏者身前向外斜斜排开，立于弧形面板之上，不正恰似那南飞的雁群吗？每只大雁都用象牙做成的槽口来轻轻衔住一根琴弦，筝音较古琴声更为清越，便得益于此。
佩蒂好像并不满足，又好奇雁柱是否真的可以移动。她自己会弹钢琴，家中就放有一台老式钢琴；他们的儿孙辈学的都是提琴。提琴的琴桥是固定不动的，只能通过转动弦轴来调音。我这才明白她一开始欲言又止的缘故，原来是听到了弹奏古筝时，不仅可以通过调整调音盒里的弦柱，还能通过移动琴马(即雁柱)这种更为方便的形式来调音。我再次移动雁柱并拨弦来说明左右移动和音高的关系。
这位童心未泯的美国老太太又问了个补充问题，她问这种方便的调音方式是否是为了在曲子演奏之中调音。弹奏筝曲时确实存在一首曲子之内转调的情形，这原本不是什么奇事，因为西洋乐曲也有不少曲中变调的例子。
但她这个问题却引出了中国传统音律的与众不同之处。西洋乐变调可以通过移动弹奏域(如钢琴)或把位(如提琴)来达到，但我国的五声音阶缺少fa、ti两个音名，仅靠移动仍然无法获得新音律下的五声音阶。
佩蒂听得饶有兴趣，我也觉得和这样懂得西洋乐理的人来讨论我国的传统乐器颇受启发。不同与同，皆在一个“比”字中显现出来，既有对比也有类比，相异的形态中融会着相通的原理。由乐及人，人性之为本，原是地域所无法阻隔的；而文化之间，若是逆流溯源，总是化而归一。所谓差异，说大可大，说小可小，就全看从何处着眼了。
我见佩蒂似乎还在细细思索刚才的讨论，于是引入第二首曲子。这《女儿情》是电视剧版《西游记》的插曲，由此介绍我国的“四大名著”便顺理成章。这首短小的曲子很快便结束了，这回佩蒂的兴趣转移到了演奏方法上。“左手在弦上揉按是什么作用？”“你几乎不看左手，如何知道弹哪里？”“学古筝的人需要经常进行某种训练以保持手指的灵活吗？”“你来美国之后每天都练琴吗？”……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向我涌来。我刚要一一解释，一直没发言的鲍勃用左手在佩蒂的右臂上一扯，说道：“你好好坐着听就好了。”这一下把我和爸妈，还有在场的一位美国博士后乐得够呛。鲍勃一脸期待地转向我，说：“再弹，再弹。”
这倒在我意料之外，因为原本我只准备了两首曲子。稍加思索后，我弹起了《浏阳河》。这首曲子从民歌改编而来，滑音和琶音较多，恰到好处地体现了我国民族音乐中婉转韵致和流水行云的精巧组合。演奏结束之后，佩蒂再也忍不住好奇之心，走到琴前观看询问，对这优雅的中国乐器表达了赞叹之情。(李倩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