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前，毛泽东同志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文艺为什么人服务和如何服务这两个根本问题，对中国当代文艺发展产生了重大且深远的影响。70年后，中国文艺面对着大发展大繁荣的新的时代机遇，在这样一个重要历史节点，回顾《讲话》的基本内容、领会《讲话》的精神实质，正确认识《讲话》的意义和价值，将十分有助于文艺更好地把握方向、匡正问题，使广大文艺工作者为人民群众创作出更多更优秀的作品。
为此，本报独家专访了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廖奔。他从历史和现实的双重维度切入，系统阐述了《讲话》的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
认识和理解《讲话》，首先要掌握它的历史背景……《讲话》的诞生具有历史必然性
“认识和理解《讲话》，首先要掌握它的历史背景。 ”廖奔最近刚刚参加了中国作协组织的纪念 《讲话》70周年座谈会，作为一位文艺批评家，他对《讲话》有很深入的研究。
“《讲话》发表于1942年，正是抗日战争进入胶着状态的时期，‘打日本、救中国’是最大的时代主题。在此之前，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现代文艺蓬勃开展，涌现出一大批文艺青年，也形成了不同的文艺派别，他们对中国革命的道路有不同的选择。但是，当革命形势发展到救亡图存、保家卫国的阶段时，那些只关心自我以及个人情感的文艺表达，渐渐与时代的主题相背离。为此，文艺界出现了很多争论。”廖奔说，进步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进入延安后，当中有一些人依然在用过去的思维做自我式的文艺，因而，延安文艺界也展开了争论。 “当时的声音很多，不过，都没有提出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这个时候，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了。 ”
廖奔认为，《讲话》的诞生具有历史必然性。“当时争论的两方，一方认为，文艺应该为工农兵服务，创作让他们能看得懂的作品；另一方则强调为艺术而艺术，以提高艺术质量为根本目的。这里我要再次强调历史背景，当时的延安，条件很艰苦，一切工作都是为了抗战。文艺工作者如果抛开这个背景，只一味地在边区为了艺术而艺术，而不去考虑文艺的受众与责任，那么，这样的文艺一定是完全脱离时代、脱离实际的。 ”
毛泽东是用辩证唯物论来分析当时中国的文艺现象并得出正确结论的第一人……《讲话》使先进知识分子服膺在这面旗帜之下，文艺创作发生了迅速而明显的转变
《讲话》是经典文献，70年来，许多文艺工作者都会一读再读，廖奔也不例外。在他看来，毛泽东是用辩证唯物论来分析当时中国的文艺现象并得出正确结论的第一人。 “正是因为《讲话》科学地运用了辩证唯物论，因此，它的发表使所有的先进知识分子都服膺在这面旗帜之下，文艺创作发生了迅速而明显的转变。 ”
“如果认真读一读《讲话》，就会发现，它的确是在摆事实、讲道理，做出正确的引导，和广大文艺工作者交心，让他们真正发自内心地信服，因此，才会在其后那么长的时间里始终保持着旗帜效应。 ”廖奔的专业是戏剧研究，他以话剧为例，对当时文艺工作的转变进行了生动的说明。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很流行演外国话剧。但是，面对延安解放区轰轰烈烈的革命形势，再演外国话剧显然无法起到动员人民群众革命热情的作用，并且，人民群众也不接受这样的表演。不仅生活接不上拍子，审美趣味也是风马牛不相及。于是，《讲话》发表后，文艺工作者迅速调整创作方向，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真正了解他们的实际需求，进而创作出了一批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 ”
廖奔曾与一些当年参加过文工团的老同事有接触，他们回忆说，根据《讲话》精神，文艺工作者尝试把陕北的秦腔、梆子戏等地方戏曲融合到话剧演出当中，并且组成演出小分队，流动演出。廖奔说：“把人民群众喜欢的文艺形式拿来换上新的内容，当时叫做‘旧瓶装新酒’。通过这样的办法，创作出了许多内容与形式结合得很好的新的舞台样式。 ”
“那个时候，延安的工农兵大多不识字，所以，小说、诗歌、杂文等文学作品的影响力有限。但是，他们都很喜欢看文艺演出，所以，那些‘旧瓶装新酒’的舞台样式兴起后，极大地发挥了文艺的动员和鼓舞作用。 ”廖奔强调，《讲话》对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文艺创作所起到的指导作用是有目共睹的，并且，在其后的岁月里，也一直引领着党的文艺工作，推动了一代又一代文艺工作者与人民同心、与时代同行，促进了一批又一批高扬民族精神、极富艺术感染力的优秀作品相继涌现。
《讲话》判明了中国现代文艺的正确方向，其论断契合文艺的本质属性，因此，它具有不变的真理性……《讲话》中确立的文艺立场问题，也正是今天的文艺所面对的核心问题
“《讲话》对当时困扰文艺界的许多问题都做出了明确的解答。这几天我又认真重读了一次《讲话》，深深感到当中的分析之辩证、见解之高明、口号之鲜明，的确令人佩服。”廖奔坦言，他的重读是带着某种问题意识的，“我想站在今天的立场上看看《讲话》当时的立场、观点、方法究竟有无偏差。读后，我的结论是：没有偏差。《讲话》的辩证唯物主义立场使它在今天依然保持着正确性，依然是强大的思想武器。 ”
廖奔认为，《讲话》阐明的是文艺的一系列基本观点，对文艺的功能、作用、评判方法做出了最宏观、最科学的总结。 “它判明了中国现代文艺的正确方向，其论断契合文艺的本质属性，因此，它具有不变的真理性，是中国现代文艺理论的经典文献。 ”
走过70年，《讲话》的价值和意义却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褪色，依旧迸发着蓬勃的生命力，发挥着强大的有效性——廖奔之所以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正是源自于他对当下文艺现实的透彻观察。
今天的中国，无论是社会生活还是所面对的外部世界都与70年前截然不同。 “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迈进人民民主主义，进而又发展到了初步社会主义小康阶段，中国社会的所有情况都已经迥异于1942年。 ”廖奔说，“70年前，《讲话》的作用毋庸置疑，那么，70年后呢？ 《讲话》的有效性还能持续维系吗？今天的文艺能脱离《讲话》的精神吗？ ”他带着这样的假设重新阅读了这部经典文献。
“结果我发现，《讲话》中确立的文艺立场问题，也正是今天的文艺所面对的核心问题，即：为什么人的问题和如何为的问题。 ”廖奔提出，“尽管今天的社会基本任务已经从民族战争转移到持续性的经济建设，基本目标已经从反帝反封建转移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文艺的基本任务也已经从动员和鼓舞最广大民众进行抗战转移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但是，《讲话》所提出的 ‘文艺要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要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文艺家的思想感情要和群众打成一片’，‘要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代言人’等论断，难道不正阐明了我们今天的文艺所面对的核心问题吗？当下文艺所一再遭遇的社会诟病也是来自它的立场问题：文艺在为谁发声？文艺体现了谁的审美情趣？文艺遵循的是谁的道德准则与行为宗旨？ ”
廖奔说：“当下的文艺时常遭到舆论的批评，认为其脱离生活、闭门造车。比如关在房间里攒电视剧本，比如剧作家总是喜欢描写大款生活，他们的生活当然也可以作为题材，但是并不能代表中国的绝大多数民众。因此，我们看到文艺一再出现的社会病，都是来自于立场问题。 ”
“再以文艺批评为例。今天的文艺批评面对着与70年前不同的文艺环境和创作状态，面对着信息爆炸、文化多元、传媒壅塞、受众分化，它需要解决潮流、趋势、趣味、风格等一系列有关文艺的时代性、现实性、当下性的问题，这是文艺批评‘变’的一面，而不变的却仍然是要坚持文艺的根本方向。 ”
今天的文艺主潮一直在沿着70年前《讲话》确立的正确渠道良性奔涌……《讲话》的精神需要长久地延续下去，它是基本原理，到任何时候，都具有效用，永远不会过时廖奔认为，今天的文艺主潮一直在沿着70年前《讲话》确立的正确渠道良性奔涌。“我们高兴地看到广大的文艺家和批评家始终坚守着为民生、为大众的理想，坚守着为最广大人民群众代言的立场，坚守着深广的人文关怀。他们为普通民众发声，他们关爱弱势群体、关爱贫困人口、关爱农民工、关爱留守儿童、关爱灾区民众、关爱动物、关爱生态环境……这是我们今天的文艺主潮，是我们的文艺坚守的立场。 ”
“另外，我特别感到欣慰的是，我们的文艺没有彻底为利益和金钱所左右，尽管一些东西在不断侵扰文艺，但是，引起了大家的警惕和重视，主流是抵制这种现象的。同时，我们的文艺也不齿于泯灭道德良心的一切行为方式。 ”因此，廖奔肯定地说：“我们的文艺因而还是有价值、有作为、有良知、有底线的文艺。 ”
“这是中国文艺绝对的不变——‘为什么人’的方向永远不会改变。 ”廖奔进一步强调说：“《讲话》的精神延续到今天，而且需要长久地延续下去。因为它是基本原理，到任何时候，都具有效用，永远不会过时。 ”
在采访即将结束时，廖奔非常恳切地表示：“我呼吁大家，特别是年轻朋友，都要认真读一读《讲话》。真正了解它的时代背景，了解它要解决的问题，还要弄明白，它是用什么方法、怎么样去解决问题的。读懂《讲话》，就会掌握一个很好的思想武器，因为它是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立场上的。 ”
同时，廖奔提醒说，任何真理都是发展的，“如果真理终止了，就不是真理了。因此，《讲话》也是发展的，不要僵化地理解它，它的思想内涵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完善着。 ”
记者／王 研
廖奔
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出版《中国戏曲发展史》、《廖奔戏剧时评》等著作20余种，主编“蓦然回首丛书”、《中华艺术通史(宋)》等著作数十种。先后获得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奖、“五个一工程”奖、中国图书奖、田汉戏剧理论奖等奖项。赵树理创作的小说《小二黑结婚》被改编成电影连环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