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份充满了矛盾的工作：
他们在一家医院的ICU(重症监护病房)一遍遍地向家属确认，是否愿意在患者去世后捐献器官，那时患者还未停止呼吸和心跳；他们又在另一家医院的ICU门外告知家属，患者有了获得重生的希望，那时患者已经在生死线上挣扎了许久。
他们在一个手术台前亲眼看着，看着病人死亡，看着医生取出遗体中鲜活的脏器；他们又在另一个手术台前亲眼看着，看着医生用好的脏器替换掉坏的，看着病人迎来希望的曙光。
他们目送一部分人生命的终结，又给另一部分人送去新生的希望；他们是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他们是连接死亡与新生的桥梁。
山西省红十字会的牟方军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是捐献不是买卖
3月29日上午，记者来到牟方军办公室的时候，他正在为3天后的一个活动做准备。
4月1日是第二个太原市遗体捐献纪念日，那天上午，由太原市红十字会、太原市民政局、山西晚报社联合举办的“生命在奉献中延续”活动将在太原仙居园举行。遗体捐献与人体器官捐献并不一样，牟方军却盘算着在这个特殊的日子做些宣传——他的办公桌上摆着几叠宣传册和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志愿书。“有更多的人填写志愿书，就会有更多的人得到希望。”牟方军说，宣传是协调员的分内工作。
在2012年2月，我省还不是开展人体器官捐献工作的试点省份(我省于2012年8月列入第三批试点省份)，牟方军也不是专职协调员。2月17日，接到晋城市红十字会有患者愿意捐献器官的报告后，省红十字会向中国红十字总会和卫生部汇报并得到批准，协调任务落到了牟方军头上。对工作流程完全不了解的牟方军，通过电话向山东省红十字会的协调员求助。边学边做，用了三天时间，我省的第一例器官捐献顺利完成，牟方军也从此承担起协调员的工作。
第一次捐献中，牟方军牢牢记住了人体器官捐献的两个原则：自愿、无偿。保证捐献人及其家属自愿捐献是协调员工作的重点之一。牟方军将志愿书翻过来，另一面是“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登记表”，表格中最重要的部分是亲属签名，亲属包括捐献人的配偶、成年子女、父母。“每一个亲属都要签名、摁手印，只要有一个人不同意，我们都不会做。”器官捐献完成后，医院会将捐献者遗体恢复原貌交还家属，红十字会将协助家属进行善后事宜，还会根据捐献者的家庭情况进行必要的救助。“必须是先捐献再救助，而且救助的金额必须是酌情处理，否则就成买卖器官了。”牟方军说，在工作中自己遇到过家属要求谈妥救助的金额后再捐献的情况，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哪怕人死了，器官也是神圣的，交易是对所有人类的侮辱！
两个手术室，一个像地狱，一个像天堂
成为协调员后，牟方军参与了我省的全部4例器官捐献，提到工作情况，他感受深刻。
第一例器官捐献，牟方军只是通过电话协调，他亲身参与的是第二例，也是他印象最深的一例。
2012年8月18日晚上7点多，牟方军接到晋城市红十字会的电话，称患者梁心(化名)的家属愿意把梁心的器官捐献给需要救治的病人。牟方军马上向上级汇报并联系相关部门，9点多，他和山西省第二人民医院的几名专家已经开始赶往晋城。到达晋城已是12点多，他们没有休息反而马上与晋城红十字会的相关人员接洽，了解详细情况。等到一切就绪，已经是凌晨5点多。器官捐献必须与时间赛跑，据了解，器官允许热缺血的时间是：心脏3—4分钟，肝脏5—8分钟，肾脏30分钟，眼角膜24小时。也就是说，如果捐献者死亡时间过长，器官就不能移植了。
19日上午8点多，他们见到了梁心的家属。“他的家属有很多，父母、妻子、孩子，还有6个兄弟姐妹。梁心在14日遭遇车祸，当时就已经脑死亡，只能靠呼吸机维持呼吸和心跳。”
晋城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打了声招呼，家属们才抬起了头。牟方军看到的是一双双通红而没有焦点的眼睛，那一瞬间，他准备了一个晚上的安慰和赞扬的说辞忘了个一干二净。“没有经历过，你就绝对想象不出那种绝望的气氛。如果不是为了救更多人，我绝对不会再呆下去，也绝对不愿意再面对这样的情况。”牟方军说。
当时的牟方军完全蒙了。汗水一下子冒了出来，嘴唇哆嗦了半天，才硬生生挤出几个字：“他不会死，只是以另一种方式活着。”聊了几句病人的情况，牟方军渐渐冷静，正式开始工作——与家属一一确认是否同意捐献器官。
得到家属肯定的答案后，牟方军带着省第二人民医院的专家进了病房，他们要对梁心做检查化验，以确认他的器官适合捐献，同时与需要器官移植的患者进行配型。
下午，化验结果出来后，牟方军再次征求家属意见。家属再次肯定后，签署《放弃治疗知情同意书》。之后家属全部进了病房，开始与梁心诀别。听着病房里传出的哭喊声，他的心里不知道是什么滋味。半个小时后，家属们出来，牟方军才低着头走进病房，联系各方面准备手术。
下午5点40分左右，梁心在手术室心脑死亡，6分钟后省第二人民医院的专家摘取了他的一对肾脏、一个肝脏和一对眼角膜。牟方军没有进手术室，晋城市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则按要求进行了现场见证。
6点多，牟方军和省第二人民医院的专家已经上了返回太原的高速，同时还打电话让省第二人民医院准备手术(摘取的器官越快移植越容易成功)。晋城市人民医院的医生继续手术为梁心的遗体恢复原貌，晋城市红十字会则负责其他善后工作。
汽车走到太谷县附近，牟方军通知省第二人民医院开始手术。晚上10点多，脏器送到手术室里；11点多，手术成功完成。梁心和他家人的决定一共帮助了五个人：三名脏器衰竭患者获得新生，两名眼疾患者重见光明。“那天晚上12点多才回到家，累了那么长时间，我却睡不着，不停地想着这两天的遭遇，一会儿想起梁心家属的眼神，一会儿想起受益者家属的笑容。那两个手术室，一个像地狱，一个像天堂……”牟方军说，那个晚上他决定一定要把这份工作做好。
有支持也有怀疑与指责
想把这份工作做好并不容易。
我国的传统文化是反对器官捐献的。《孝经·开宗明义章》里就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的说法。这也是牟方军在工作中遇到的最大难题。“前段时间，山西大医院一个20多岁患者的父母本来已经决定捐献孩子的器官，可是就在我们的工作组进驻前，他们却反悔了，说要给孩子留个全尸。我们只能放弃。”
除了传统观念，牟方军还要面对怀疑甚至指责。有一些人认为，红十字会参与器官捐献能从中牟利；甚至有一部分人指责，他们会为了救一些病人不顾捐献者的生死，故意放弃对捐献者的治疗。提起这些，牟方军反而显得很冷静：“国家让红十字会介入器官捐献本来就是为了让整个过程更加透明。每一例捐献我们都会上报总会，包括捐献的过程，捐献者、受益者的身份信息。但是，为了不打扰他们的正常生活，我们却必须进行严格地保密。有些情况没办法完全公开，只能日久见人心。”
还好，在忍受怀疑与指责的同时，牟方军还能得到各方面的支持。
他最看重的支持来自捐献者家属。去年9月8日，我省一名6岁的小女孩在去世后捐献了肾脏和角膜，两个肾脏分别被移植给我省的一名12岁儿童和广东省的一名10岁儿童。移植后，小女孩的父亲虽然不知道两位受益儿童的任何信息，却经常来省红十字会了解他们的恢复情况。“他年前还来过一次，询问两个孩子的恢复情况，还看了看他们现在的照片。”牟方军说，小女孩的父亲看到两个受益儿童的照片时，眼里面含着泪，脸上却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他说如果受益人生活有困难，自己愿意提供资助。他已经把他们当成了自己的孩子。”
就在采访即将结束的时候，有人进办公室找牟方军。他是榆次人，名叫董茂林，前来询问器官捐献的方法。记者问他为什么想进行器官捐献，小伙子腼腆地笑了笑，说：“四五年前，我从新闻里看到咱们国家缺器官，就想这么干。今天到太原出差，路过红十字会就进来问问。还不一定能不能捐呢，以前跟家人说的时候，他们不太同意……”
董茂林匆匆地进来，又匆匆地离开，却给牟方军留下了无限的遐想：“如果这样的人有很多很多，或许就不需要我们协调员了……”
■链接
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
协调员的职责是发现潜在捐献者，在潜在捐献者确认自愿无偿捐献器官后协调完成相关法律工作，随后参与捐献者死亡和器官捐献移植的见证，并帮助相关部门完成捐献的善后工作。
协调员需要具有高度的责任心，较好的心理素质、专业水平以及较强的沟通能力。在工作中，协调员还要把握好度，做到不劝捐，而只是传达捐献信息，必须让捐献者及其家属做到完全自愿。
■现状
我国每年有150万患者等待器官移植
2010年3月1日，我国在部分省市启动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随之诞生。截至今年3月，全国共有332名协调员，其中绝大部分为各级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各医疗机构的一线医护人员。在他们的努力下，3年时间里，我国共实现器官捐献700例。
提到700这个数字，牟方军的情绪有些激动：“你知道吗，咱们国家每年大约有150万患者等待器官移植，可进行器官捐献3年来一共才完成700例！没有器官，那150万人中有很多人只能等死，等死啊！大家的观念该改改了。”
我省的专职协调员只有五六名，他们参与了我省仅有的4例器官捐献。4名捐献人共捐肝脏3个、肾脏8个、角膜4个，受益者15人。“说专职也不完全对，我们都是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还负责其他工作。”牟方军的“兼职”是救灾：“我们主要依靠各家医院的医护人员，他们帮我们发现有意愿的捐献者，我们总不能天天在ICU外面等着吧。”协调员不足的情况马上就会缓解，3月21日，我省举行了一次协调员培训班，来自省内32家医院的一线医护人员和各级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共计百余人参与培训。
我国也即将规范协调员的管理，相关部门马上将出台《器官捐献协调员管理办法》。届时，协调员将成为一份真正的职业，工作人员必须持证上岗，还可能领取工资。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张立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