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利益驱导亚洲一体化
面对如此复杂的经济政治形势，受访专家认为，此次博鳌亚洲论坛寻求亚洲共同发展，可谓恰逢其时。
周文重表示，亚洲曾经是“一盘散沙”，现在合作潮流增强，但是亚洲各经济体依然保持着独立自主性。亚洲的多样性，使得广袤的亚洲不会形成类似于“法德轴心”那样的国家核心圈。
但是，“亚洲经济一体化的巨大利益，对于所有亚洲经济体来说，都是十分明显的。”他说，“所以，尽管亚洲经济一体化的动力，不会来自国家轴心，但是‘共同利益轴心’将成为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最强大的动力源。”
对于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以及日本加入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的担忧，周文重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日本加入TPP，并不表明它要脱离亚洲一体化潮流，最多只是想左右逢源，不会影响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
他进一步阐释说：“亚洲可能是世界上最具特殊性和多样性的地区，以至于战后半个多世纪，所有大洲都先后成立了自己地区的单一组织，唯独亚洲没有，而且在可预见的将来也不会有。”
周文重认为，亚洲的经济一体化路径将是十分独特的，不可能照搬任何模式。亚洲经济一体化的路径，现在还不成熟，但是随着各种区域、次区域合作的发展，亚洲经济一体化的路径就会逐渐清晰，并逐渐为大多数经济体所接受。
刘军红分析，面对这样的现实，亚洲国家更应该继续坚持再全球化。一方面，近邻之间加强合作，另一方面是产业政策趋同的各方加强合作，增强自己的力量与全球参与的能力。
事实上，亚洲区域内的合作相互贸易，已经超过50%，亚洲区域内贸易规模和增长速度，越来越超出亚洲同美、欧的贸易。
受访专家分析，这也是美国急于挤进TPP并主导它的原因，否则，美国在蓬勃的亚洲贸易自由一体化进程中，有被边缘化的危险。
但是，亚洲国家之间的合作仍有诸多拓展空间，相对于蓬勃发展的亚洲区域内贸易合作和一体化，特别是相对于亚洲国家的经济规模和贸易量，亚洲各经济体在投资领域的合作明显滞后；货币与金融领域的合作远未形成规模，更未进入实质性阶段。
“今后，亚洲各经济体加强合作、推进经济一体化的重点领域，就在相互投资以及货币金融合作领域。”周文重说。
为此，周文重在今年两会政协讨论中，专门提出了利用外汇储备助力我国参与亚洲基础设施建设的建议。
我国经济总量在全球已处于第二位，但对外直接投资总存量只有4000多亿美元，占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总存量的2%。
这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处于起步阶段，具有很大的增长空间，而且，我国多年积累的巨额外汇储备，在后金融危机的不稳定时代，迫切需要寻找多样化、更安全、更具保值增值潜力的出路。
与之同时，亚洲各经济体在结构调整进程中，都把大力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当作优先任务，纷纷制定了基础设施中长期发展规划，却又面临严峻的资金瓶颈。
在此背景下，“这将是一种互利共赢、影响亚洲长远发展的战略举措。”周文重分析说，“中国同周边国家在该领域加深合作，不仅将有力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而且还将对亚洲各经济体的结构调整与改革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改革是共同命题
受访专家表示，合作当然重要，但过去四年的经济走势证明，如果不进行经济改革，国际金融危机的后遗症将成为亚洲新兴经济体未来发展的最大障碍。这也是本次博鳌亚洲论坛的主题将“革新”置于首位的深意所在。
“改革是亚洲经济体共同面对的问题，这样才能实现亚洲国家的自主主张，摆脱过于依赖欧美的情况。”李向阳说。
周文重进一步具体指出，后金融危机时代，亚洲面临的最大风险与机遇，都在于如何稳妥而果敢地推进结构改革。
“改得好，亚洲将迎来新一轮经济成长奇迹，如果固步自封，则必然被全球结构改革的大潮所淘汰。”他说。
亚洲各国的改革存在共性。譬如，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在过去多年属于出口导向型，金融危机之后则需要适应全球再平衡的新趋势；大多数国家需要通过扩大内需来保证经济可持续增长，东盟国家多需要扩大投资，而中国则需要扩大居民消费。
具体推进中，根据各自经济发展水平差别，各国侧重点不一。受访专家大致概括为三类：彻底转型、产业升级和延续型。
第一类包括日本、马来西亚等国。日本过去偏重经济增长的供给层面，维持经济增长的产业部门，不太重视需求。此次危机后，日本已开始注意保持需求，特别是刺激消费，通过内需推动经济增长。
第三类包括印度等南亚国家。这些国家与危机之前没有太大变化，生产要素和外部比较仍存在比较优势，延续了过去的发展模式，战略思路和产业部门也都没有调整，如劳动密集型产业、制造业等。
以中国、韩国和越南等国为代表的国家则属于第二类，它们需要用新的产业部门代替旧的部门。中国强调新兴战略性产业，韩国强调绿色产业等。因为制造业是最能使经济保持高位增长的产业部门，凭借这些产业的调整会使上述国家重新进入新一轮经济强势增长周期之中。(记者 李绍飞 范若虹 刘明霞 实习生辛继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