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底，23岁的彭颖红携家带口从安徽省颍上县西三十铺镇安全村来到合肥市打工。10年间，彭颖红从普通家政工做成高级家政工，爱人从骑三轮车搞搬运发展到开货车跑运输，两个孩子从交借读费到教育全程零障碍，全家人更从住小出租屋、大出租屋到在城里买房定居……彭颖红一家的经历，勾勒出一个普通农民工家庭自主式城镇化的路线图，同时他们的忧虑踌躇也给城镇化提出了一些亟待破解的课题。
有工作只是农民工 有住房才是新市民
在合肥市瑶海区龙港社区的一座老旧楼房里，彭颖红见到记者后，很快就兴奋地聊起了房子。“光有工作还是农民工，现在有了住房，感觉才真的成了新市民。”
记者看到客厅里亮着昏暗的白炽灯，屋里的装修是前房主留下的，老旧而简单，家具虽齐全但有不少地方掉了漆。在狭小的卫生间里，摆着两盆两桶，都盛满脏水，是用来冲厕所的。劳累了一天的男主人杨成进已入睡，两个上初中的孩子正在卧室台灯下复习功课。
这套72平方米的二手房，是彭颖红于2010年花36万元买的，其中17万元银行贷款已于2012年5月还完。“还完房贷的那天，我兴奋得一夜没睡着觉，总算扎下根了！”彭颖红说，2008年带两个孩子回老家过春节，孩子们在老家不是嫌这脏就是嫌那里乱，没住几天就急着要回城。“从那时开始，我知道必须在城里给孩子安个家了。”而当时彭颖红在城里的家只是一间20平方米的出租屋。
“要在城里买房安家，得多挣钱，不过我们不怕吃苦。”彭颖红说，2002年刚到合肥时，她和杨成进骑三轮车给装修房屋的人家送建材，每天扛着沙子、水泥往楼上送。
3年后，杨成进买了辆摩的拉客，彭颖红改做钟点工，家庭年收入4万多元。2009年又花近7万元买了一辆江淮牌小货车，杨成进跑运输，她也从普通家政工升为高级家政工，家庭年收入增加到5万元以上。
彭颖红说，在这10年中，除了自己努力，政府也帮了大忙，出台的引导农民工进城的政策又多又实，让一家人步步沾光：农民工就业培训让她升为高级家政工；孩子上城里的公办小学一开始得托关系、交借读费，但从2007年开始就不用交钱了；一开始在合肥看病报销不了，有了新农合，现在可以在定点大医院直接看病报销。另外，合肥市规定外来人口可买房入户，也为农民工进城降低了户籍门槛。
彭颖红说，现在自己的大姑姐、小叔子和丈夫的表弟都在合肥市买房安了家。“只要政府把农民工进城的后顾之忧解决好了，很多农民工都能通过自己奋斗自主进城。”
“光脚”进城挑重担 城乡鸿沟待填平
记者了解到，彭颖红一家并没有按照合肥市买房入户的政策“农转非”。据合肥市委书记吴存荣介绍，合肥市每年外来人口买房入户的达10多万人，但像彭颖红家这样买房不入户的农民工也很多。究其原因主要是一些政策有待完善。
首先，二元化的土地管理制度成为阻碍农民工完成进城的第一道障碍。说起这事，彭颖红很有些无奈：“我在城里主动买房，又被迫在村里建房。2008年，老家给了2分新宅基地，要求拆旧建新，整村统一规划。我们夫妻俩心里纠结了好长时间，最后决定建一栋300多平方米的新房，花了11万元。”
“前后都有个大院子，但一直没装修，直到现在还锁着呢！”彭颖红苦笑着说，“这房要是不建就没宅基地了。如果村里不搞这场‘运动’，我们绝对不会在老家建新房，这是重复投资！”
彭颖红告诉记者，宅基地使用权如果可以变现或在城乡间转换就好了，那自己就不会在村里负债建空房了。
其次，高房价把绝大多数农民工挡在城外。彭颖红告诉记者，2010年买房，不仅花光了自己的所有积蓄，而且还欠了一笔债，至今还有8万元个人欠款没有还清。
彭颖红说，她身边绝大多数进城农民工最看重的是在城市里有住房，如果农民工能被全面纳入保障性住房体系，并像城里人一样有住房公积金，那在城里住房、买房就不会那么艰难了。“有了房子，就好像吃了颗‘定心丸’，只要人勤快，不挑不捡，就能找到活儿干，就能在城里扎下根来。”
此外，彭颖红还特别提到，农村户口可生二胎的计生政策也是农民工不愿摆脱农村户籍的一个重要原因。彭颖红说，“头胎是女孩可生二胎”的农村计生政策，很受农民欢迎。“如果转成市民，就没有这个条件了，许多城里人还羡慕我们呢！”(《半月谈》2013年第6期，记者 贾娜 罗博 柴海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