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日记的权威记录
其实，记载慈安死亡前后的最权威的第一手资料是《翁同龢日记》。翁同龢当时任毓庆宫行走，是光绪帝的师傅，参光绪帝的师傅翁同。与国家机要大事。而且，亲自参与了慈安的葬仪。他的记载应该是可信的，是权威记录。
初十日记道：
慈安太后感寒停饮，偶尔违和，未见军机，戈什爱班等皆请安，余等稍迟入未及也……夜眠不安，子初(23时许)忽闻呼门，苏拉李明柱、王定祥送信，云闻东圣(慈安)上宾，急起检点衣服，查阅旧案，仓猝中悲与惊并。
十一日记道：
子正(24时)驰入，东华门不拦，月明凄然。入景运门，门者亦无言，徘徊乾清门下，遇一老公、一侍卫，皆言微有所闻而不的。诸门下锁，寂无人声。出坐朝户，燮臣来，景秋翁来，云知会但云病势甚危。须臾诸公陆续来，入坐内务府板房，枢廷在彼，伯寅、绍彭皆来，犹冀门不开或无事也。待至丑正三刻(2时45分)开乾清门，急入，到奏事处，则昨日五方皆在，晨方天麻胆星，按云类风痫甚重。午刻(11—13时)一方按无药，云神识不清牙紧。未刻(13—15时)两方虽可灌，究不妥云云，则已有遗尿情形，痰壅气闭如旧。酉刻(17—19时)一方云六脉将脱，药不能下，戌刻(19—21时)仙逝云云。始则庄守和一人，继有周之桢，又某共三人也，呜呼奇哉(初九日方未发)。诸臣集南书房(即摘缨)，余出告同仁并谕诸司速备一切，诸司亦稍稍来，余出入景运门凡二次。日出起下，军机一起，已而传旨，惇(惇亲王奕)、醇(醇亲王奕)、惠(惠亲王绵愉)三王、谟公(伯彦纳谟祜)、御前大臣、军机大臣、毓庆宫、南书房、内务府大臣同至鈡粹宫哭临。请旨入殿否，曰入。偕诸公历东廊而东，至宫门长号，升阶除冠碰头，伏哭尽哀。灵驭西首，内臣去面幂令瞻仰，痛哉痛哉。即出，已辰末(9时)矣。归家小憩，而司官来回事不断。做白袍带，以青袖蒙袍，派定夹杠人数(总办八人，帮办二人，于五更时议定，令司官特回，全师照发)。午正(12时)复入，青长袍褂，由牌楼门穿而西，先看幡竿等，到朝房小坐。始见谕旨，派惇亲王、恭亲王、贝勒奕劻、额驸景寿、大学士宝鋆、协办大学士灵桂、尚书恩承、翁同龢，恭理丧仪。遂入慈宁宫与内府诸公坐上殿，看金匮安奉正中(甚大，时灵驭已移至宫，安奉于金匮之西)，看朝帘，殊合式。出再至朝房，良久复入，至门外，宝相于典礼旧事皆茫然，问礼王亦云不记。归时惇邸并立，乃与议定带桌子，带喇嘛。未正二刻(14时45分)，大敛毕，开门。余随诸公带饽饽桌子入，至檐下，宫人及内府妇人陈设毕，上由东箱来奠，余等随跪(一叩三叩)，哭不停声，上起还宫。撤桌出至门外，喇嘛入啭咒，余等复入，咒毕出。无事矣，遂归。
最重要的是，翁同龢亲自参与了慈安的葬仪，并且写了日记。翁同龢的记载可以澄清如下疑点：
第一，发病是否突然。从记载看，慈安发病是很突然的。初十日，她没有召见军机大臣，原因只是听说“偶尔违和”。但是，半夜叫门，苏拉传信听说“东圣上宾”，慈安已经死了。
第二，治病是否及时。翁同龢半夜12时急忙入宫，同诸王大臣一直等到午夜2时45分，始入宫内，这时见到了初十日御医为慈安开的5个药方。早晨药方已明白写出病情“类风痫甚重”。午间药方说“神识不清牙紧”，病势转危，险情已现。午后二方说，想尽方法灌药，但“究不妥”，即束手无策，“痰壅气闭如旧”，没有任何好转，且“有遗尿情形”，神志不清，濒临死亡了。午后6时左右“六脉将脱”，8时左右就“仙逝”了。从这5个药方看，治病是及时的。先是御医庄守和，后又是御医周之桢和某，三位在侧。但是，他们三人都没有能使慈安活过来。
神秘的钟粹宫。慈安太后居住于此，并在此病逝。
第三，遗容是否瞻仰。王大臣到了慈安寝殿钟粹宫，慈禧命太监揭去了“面幂”，“令瞻仰”。瞻仰遗容的有惇亲王奕、醇亲王奕、惠亲王绵愉三王，还有公伯彦纳谟祜、御前大臣、毓庆宫行走、南书房行走、内务府大臣等。慈禧并没有遮遮掩掩，而是大大方方地命所有在京的王公大臣都来瞻仰遗容，这既看出了慈禧的远见卓识，也说明了慈禧心中无鬼。
如果慈安是中毒身亡，其症状应该似武大郎一样。《水浒全传》第二十六回记道：“何九叔说：‘到那里揭开千秋幡看时，见武大面皮紫黑，七窍内津津出血，唇口上微露齿痕，定是中毒身死。’”中毒身亡的外表症状是，面皮紫黑，七窍流血，唇留齿痕。这些外在的症状是遮掩不住的。西门庆和潘金莲合谋毒死武大郎，在武大郎的身上留下了不能抹掉的证据。但是，慈安的遗体上没有任何中毒的痕迹。
第四，大殓是否过早。有的野史说，慈安的棺材很小，事实是金匮“甚大”，说明慈禧没有慢待慈安。未正二刻(14时45分)大殓。皇太后死，第二天装入棺材，是完全合乎清代礼制的。据清史记载，皇太后死后一般也是第二天入殓的。有的野史说，似乎慈禧怕别人看到慈安的遗体，所以提早入殓，这是无稽之谈。
以上不难看出，慈安突然发病，很快死去。治疗是及时的，但因病情甚重，御医虽全力抢救，亦回天无术了。
那么，如何理解翁同龢的那个“呜呼奇哉”呢 其实，可以理解为死得太快，出乎意料，因此，翁同龢十分惊讶。
《翁同龢日记》的其他记载，也完全说明了慈禧对慈安的丧礼是极为重视的。并不像野史所说的“减杀丧仪”等。甚至连谥号，慈禧也是完全尊重王大臣所拟的“孝贞慈安裕庆和教仪天佑圣显皇后”，承认了“贞字正也”的事实。因为这是咸丰帝所命，“当时即寓正位之意”。而且翁同龢亲见慈禧亦戴孝：“恭闻慈禧以白绢蒙首，簪以白金，《周礼》所谓首缍者也，缘情制礼，不胜钦服。”此情此景，翁同龢也是佩服的。
其实慈禧没有必要害死慈安。因为慈安基本上不过问政事，一味退让，对政事既不太懂，又不感兴趣。从她接见鲍超的记载，就可以看出她的政治水平了。慈安接见臣工的记载十分罕见，据说只有陈昌的《霆军纪略》中记录了光绪六年(1880)五月二十七日鲍超觐见请训情形：
孝贞显皇后问：你这到湖南好多路 奏：轮船不过十余日至湖北，由湖北不过十余日即到任所。问：你咳嗽好了么有 奏：咳嗽已好。谕：我靠你们在外头，你须任劳任怨，真除情面，认真公事!奏：仰体天恩，真除情面，认真公事，不敢有负委任。问：湖南有洋人否 奏：洋人曾到湖南，因湖南百姓聚众一赶，后遂未到湖南。(下略)
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慈安的召见只是礼仪性的，问问身体如何，没有任何指示性意见和指导性见解，说明慈安不太懂政治。此次召见也是因为慈禧患病，慈安不得已而为之。薛福成说：“东宫见大臣。呐呐如无语者。每有奏牍，必西宫为诵而讲之，或竟月不决一事。”这应该是实际情况。
慈安对慈禧构不成威胁，同时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她们俩的意见基本是一致的。因此，慈禧没有必要害死慈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