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这支笔，绘出了丰爱东一家的美好生活。焦 雯 摄
一位优秀的农民画家，却被生活所累，平均每天工作15个小时，全年不休。他说，这样超时工作是因为农民画的价格总是提不上去。如今，大量农民画家正在不断流失；与城里人无差别的“农民们”，已经很难创作出真正的农民画。
见到丰爱东，是在天津市北辰区一座普通的居民楼里。个子高高、身材敦实的丰爱东，看上去不像农民，当然，也不像人们印象中的艺术家。如果不是那些挂在墙上、摆在工作台上的画作，记者很难看出，在这位看似普通的中年男人头脑中，现实竟有着如此丰富瑰丽的投射。其手腕上拇指大小、令人惊异的老茧，则极其直观地阐释出绘画对他人生的意义。
丰爱东所在的天津北辰区，1988年即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现代民间绘画之乡”，当地农民画在国内外享有盛誉。在北辰百余位仍坚持创作的农民画家中，丰爱东是唯一一位全职在家作画的，也是创作能力较强的一位。他的作品曾多次在全国农民画大赛和全国现代民间绘画作品展中拔得头筹，还曾入选奥运美展。
“画画的、买画的都少了”
“从17岁画到现在，30年了。”一谈到画，丰爱东便连珠炮似的打开了话匣子。在津郊农村长大的丰爱东，从小便沉浸在民俗文化的氛围中。剪纸、刺绣、连环画，至今仍是他儿时最深刻的记忆。
上世纪80年代，农民画刚刚在北辰兴起时，丰爱东就在文化馆老师的辅导下，加入了农民画家的行列，并迅速成长为骨干作者。起初，丰爱东白天干临时工，晚上画农民画，放在文化馆代卖，后来干脆辞职回家专心画画。“那时候上一天班挣4块钱，在农村干一天力气活给6块，可卖一张画就能赚40块钱。”正是在这种高收入的吸引下，当地的民工、警察甚至医生都纷纷前往文化馆参加培训，开始执笔创作农民画。
“买画的大部分是外国人，那时刚改革开放，他们对中国的一切都很好奇，尤其是这种画比较有特色，很中国、很民俗。”丰爱东说，据他所知，最鼎盛时期，全国有150多个地方在画农民画，作者达上万人，仅北辰就有600多位农民画家。
“现在，画画的、买画的都少了，北辰就剩100多人在画，而且还是抽空才画。”提起自己的现状，丰爱东有些惆怅：“以前大家在文化馆的带领下，还可以一起学画、交流，现在大部分人都是自己画、自己卖，连个讨论创作的人也找不到。”
尽管农民画销售一度遭遇寒流，但丰爱东的作品因为想象独特、绘制精细且价格不高，一直受到外国买主青睐。有时丰爱东甚至会因为同行的退出而自责：“可能也怪我，我太爱画画了，画卖得又好，把人家的积极性给打击了。以前有些人仿我的画，我挺生气的，觉得你有本事自己画啊，现在也不那么计较了，大家都是为了生活，乡里乡亲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
“市场上仿冒的假画太多”
丰爱东的画在市场上并不多见，除了大连、广州两地的代销点之外，买主几乎都得到他家里，看样品定制画作。
“天津市场上我的画，基本都是假的。”谈起闭门卖画，丰爱东也很无奈，“市场上仿冒的假画太多。农民画本身是讲创作的，但现在一些作者创作的水平达不到，或者创作不出新东西了，怎么办？就去仿制人家卖得好的画。”丰爱东也曾在天津古文化街有过一个代销点，后来画作供不应求，代销点为牟利，竟主动组织作者仿制他的画作售卖。丰爱东一气之下，主动退出了天津市场。
而在广州的代销点，也遭遇了假画的冲击。“那家店就在我代销点的对面，卖我的假画也就算了，见怪不怪。最气人的是，他们竟然告诉客户说他们的画是真的，我们的是假的。”丰爱东起诉了那家卖假画的画廊，为了打官司，自己花钱在广州住了一个多月，历经半年，案子判丰爱东胜诉。“说赔9.5万元，2006年的案子，到现在钱还没拿到手。”打假失败后，丰爱东断了维权的念想，开始闭门卖画。
每天15小时，全年不休
“现在我每天就是画画，平均15个小时吧。”丰爱东说，因为画作供不应求，他每天都超时工作。“以前我全年不休，今年感觉眼睛不行了，所以趁你们来，也给自己放个假。”
丰爱东并没有抱怨，这样的超时工作是因为农民画的价格总是提不上去。“每年大概卖1000多张吧，价格从500块到几千块钱都有。”当记者问他为何不去创造更多的新作，而是不断重复300多张已成熟的作品时，丰爱东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不这么画怎么养家。”
丰爱东的女儿正在读书，爱人在家，全家的生活全指着他手里的一支笔。即使是如此长时间的工作，丰爱东每年也只有约20万元的收入。丰爱东的画作绘制精细，且创作水平要高于一般农民画家，但价格与市场上真正的艺术品的价格相差甚远。
面对日新月异的科技文化发展，区文化馆以及许多朋友劝丰爱东，可以做一些产业化的尝试，一方面可以弥补收入上的不足，一方面还能腾出精力来多搞些创作。丰爱东一直没有应允。“我也想做点产品啥的，但是我出去了就不能画画了，又没有专人来帮我经办这些事情，咱又不是太懂。”这些年来，画画几乎是丰爱东生活的全部。他说，陡然进入一个陌生的领域，心里还有些打鼓。
产业化时代，农民画将向何处去
农民画是通俗画的一种，多系农民自己制作和自我欣赏的绘画和印画，包括农民自印的纸马、门画、神像以及在炕头、灶头、房屋山墙和檐角绘制的吉祥图画等。现代农民则有在纸面上绘制乡土气息很浓的绘画作品，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逐渐形成了陕西户县、安塞，江苏邳县、六合，上海金山等地的农民画乡。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受改革开放和销量急剧攀升的影响，全国掀起了农民画创作的高潮。持续“发热”10余年后，随着国外买家的审美疲劳和国内旅游纪念品市场的冲击，农民画的销量急转直下。与此同时，挣钱的渠道增了，农民画家大量流失。
“目前农民画作者以中老年为主，青年作者较少。”北辰农民画院负责人张淑荣表示。
据不完全统计，原先全国150多个农民画乡，如今仅剩少部分仍在坚守，多作为当地经济发展的陪衬存在。
因为缺乏专业训练，创作能力相对较弱，农民画发展遭遇仿冒多、同质化、价格低、原创难等问题。对此，中国农民书画协会会长徐静表示：“现在农民画作者的品牌意识不强，农民画市场化之后出现了知识产权的问题。部分投机取巧的人采取复制方法，大量仿制成名的作品，以此来寻求利益最大化。”徐静认为，目前，农民画市场缺乏创作和销售的相应法规和监督，缺乏对农民画知识产权的保护，这不仅影响了农民画作者的创作积极性，也导致了市场的恶性循环。
据徐静介绍，在农民画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部分农民画个体户。他们身兼创作与销售，由于缺少相应的资源，观念也跟不上，导致衍生品单一。
如今，一些地方在政府部门的组织下，已开始试水文化产业，制作了品类繁多的农民画衍生品。除抱枕、丝巾、礼品盒等实用产品外，山东日照还开发了农民画绣；陕西户县把农民画与旅游结合，打造“农民画一日旅游风情”。这些不仅带动了经济效益，也为当地农民画作了宣传。“大部分还是当地政府组织的，对于农民画个体户来说，如果需要开发更多的衍生品，就必须借助社会的力量。”徐静如是说。
记者 焦 雯 实习生 杨 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