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美华裔作家黄运特赴广州讲座 接受本报采访表示
日前，旅美华裔作家黄运特在中山大学连续举行了三次大型讲座，吸引数千读者前往。作为旅美华裔，其创作的《陈查理传奇》自2010年8月出版以来，在美国文学界引起了高度关注，被提名美国国家图书奖与普利策奖，并得到众多著名学者和书评家的举荐和好评。
记者获悉，中文版《陈查理传奇》将于明年在中国大陆出版。在中国首位诺贝尔文学奖作家诞生后，黄运特就中国文学如何走向世界、华裔文学在世界文坛的地位、如何繁荣中华文化等话题，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用英文写作的华裔代表
黄运特，1969年3月出生于温州苍南宜山镇，1987年以温州地区外语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英语系。1991年大学毕业时，黄运特获得了公费出国名额，前往美国阿拉巴马大学攻读英语文学硕士，后在纽约水牛城（Buffalo）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毕业后曾在哈佛大学任教多年，现任教于圣塔巴巴拉加州大学。一个中国人从事美国文学的教学工作，同时游走在中国文化和美国文化之间，这给了黄运特以不同角度看问题的体验。他告诉记者，“在此之前，我已经用英文写过七八本书，但都是象牙塔里的学术著作，《陈查理传奇》是第一本用英文写的通俗读物，为此我下了很多工夫，经过了十多年的积累与构思，真正做研究则花了一年的时间。其中包括到夏威夷调查陈查理的原型，找到他的旧居，也搜集到很多故事。”
就中国华裔文学在美国的地位，他介绍说，“在美国文学历史中，亚裔族群的形象在很大一段时间是缺失甚至是偏于负面的。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社区淘旧书时，曾经红遍美国的华裔神探陈查理走入我的视线。”
《陈查理传奇》这本纪实文学书让黄运特获得提名美国图书最高奖，黄运特从陈查理的原型写起，交叉描写中国人在美国的历史、美国早期电影史、中美文化交流史以及作者本人在美国寻找陈查理踪迹的经历和感受。
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由白人演黄脸戏的陈查理系列电影风靡整个美国，也传播到中国，在上海、北京放的时候，每场爆满。鲁迅先生也爱看陈查理系列电影，新片一到就去看。
对话黄运特：
语言不平等导致中国文学被遮蔽
广州日报：您的《陈查理传奇》明年即将在大陆出版，当初为什么想到创作这本书？
黄运特：可能是因为我也跟陈查理一样，都是来美国打拼的华裔，身份认同感导致我对这个人物很关注。
在一次别人清屋卖物活动中，我买到了几本比格斯的小说，读后即时被深深吸引住，从此开始去租借所能得到的所有陈查理的电影来看。多年来我对陈查理十分痴迷。陈查理其实是美国人对中国印象的形象化表现。到美国后，发现美国文化中存在的“美国人种族主义残留以及创造性天才能力的混合”，陈查理即是美国这种文化现象的具体化身，对此我十分感兴趣。
广州日报：对比过去和当下，您感觉华裔在美国的形象是否已经有很大的改变？
黄运特：华裔或者亚裔在西方的负面形象是因为文化原因造成的，就美国而言，我在美国四处游学，感觉不同地域会有不同的看法。这跟中国也有地域差别一样。随着中国的快速复兴，其实华裔的负面形象已经得到了很大改变。
前不久，美国人得知我最近要来中国，还问我“现在中国人会不会觉得美国人很笨？”言下之意就是认为现在中国人很聪明。现在美国人对中国人确实很钦佩，而以前美国人很钦佩日本人，现在中国人在很多美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并不比日本人差。
广州日报：莫言获奖后，国内再度热议，过于国人如此关注，您怎么看？
黄运特：中国人不要再着迷诺贝尔奖了！因为这背后是一个语言不平等的问题。
中国作家如果想获得诺贝尔奖，就必须把作品译成法语、英语等主要的语言。用货币来比喻，就是我们必须要持有流通货币，才可以让评委来评价你的作品到底值不值钱，值多少钱。把西方语言作为流通货币，使价值标准化本身就很容易导致偏见。虽然说翻译的过程会产生新亮点，但有时候确实很难说清楚到底是人家的语言赚了，还是汉语亏了。中国作家不要再将诺贝尔文学奖神圣化，在这个奖项背后其实藏着很深的语言不平等问题。
其实我个人觉得，如果抛开制度上的差异，中国的文坛和美国的文坛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别。只能说两国的作家可能有着不一样的困境，中国作家可能对社会现实的考量比较多，而美国的作家面对的是商业化的冲击和摆布。相比之下，中国作家可以在写作的现实中开出高贵的精神之花，而美国作家在市场前束手就擒更令人担忧。
广州日报：对于当下中国文学翻译成其他语言的困局，您怎么看？
黄运特：翻译其实和倒买倒卖一样，文学也是要在“倒一倒”的过程中，才能发现额外的附加值。另外，译者的眼光也很重要。
这个世界如果只有一种语言去表现是不完美的。美国文化中的华人形象是不可能和我们所认为的中国人形象是一致的，如果胸怀“译者的眼光”去丰富这个问题的广度，你会看到很多很有趣的现象。就拿好莱坞第一位华裔美籍演员黄柳霜来说，她的整个演艺生涯的确被美国文化中的排华思想笼罩，但是换一个角度看，文化正是因为相异，才会有想象的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