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东耀认为，广阔的缓冲带是米埔生态多样性的重要保证，事实上，只要是到过米埔和福田红树林的人，都会对两者在生态多样性上的差距一目了然。这也证明了，没有缓冲带的保护区不可能真正做到生态和谐，而可怕的是，随着深圳启动新一轮城市建设，已经非常逼仄的缓冲带还在被日益侵蚀。
记者了解到，紧挨福田红树林自然保护区的上沙、下沙、沙尾一带已纳入城中村改造项目，未来这里必是高楼代替矮房，而保护区的鸟类也将陷入一场新的悲剧之中。打个比方，邢东耀告诉记者，比如当鸬鹚类猛禽张翼飞向水面时，积聚水面的其他水鸟会像炸开锅一样腾空飞起，这时就需要足够的空间供其盘旋，而当保护区附近高楼林立时，水鸟盘旋的空间可想而知，甚至会出现水鸟频频撞楼而死。
城中村改造之外，沿岸排入的污水和频繁的港口活动还在不断地恶化深圳湾的水质。深圳市海洋局公布的2011年年度海洋环境状况公报显示，虽然经过长期治理，但深圳湾仍然属于严重污染海域，水质未现明显好转。
对此，徐华林告诉记者，保护区地处深圳湾，其水体直接和深圳湾进行交换，如果深圳湾水质不能好转，保护区的水体不可能幸免于外。而对于福田红树林自然保护区能否像米埔那样划出大片的生态缓冲带，比如把整个深圳辖属的深圳湾水域划入缓冲带，徐华林向记者表示，目前尚未听到相关的官方说法。
不过，虽然这一天真的动议尚不能确定市府层面是否曾有提起，但一个已经确定了的事实是，根据深圳市规划国土委相关规划，从2006到2020年，深圳还将围海造地超过80平方公里，总计开发15个围海造地功能区，其中仅深圳湾水域就有后海和福田保税（扩展）区两个填海工程，届时已经促狭的深圳湾水域还将继续收窄。
的确，人鸟争地之后，水鸟该向何处栖息，已成为一个比非法捕捞更加棘手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的解决，不仅考验着深圳地方政府平衡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智慧，更考验着深圳市民的环保底线，随时准备着验证 “美丽深圳”是一个现实的场景还是纸上的幻梦。
联合执法只是权宜之计
经各界呼吁，今年8月深圳渔政和公安等部门开展联合执法活动，突袭抓获19名非法捕捞者，极大地震慑了非法捕捞。但联合执法能否持续下去，形成长期威慑，目前仍然未知。
对于在深圳湾肆虐已久的非法捕捞，郑可斌深有感触。他告诉记者，根据我国《渔业法》，对于没有捕捞许可证的非法捕捞渔船，可没收其非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可没收渔具、渔船。对于构成犯罪的，还可以追究刑事责任。但在实际执法过程中，由于人数众多，场面混乱，很难认定哪些捕捞者的捕获量足以入刑。另外，渔政部门只有行政执法权，没有拘留非法捕捞者的授权，而公安、边防等虽有拘留权，但打击非法捕捞并不在其职责范围内。所以，联合执法就显得非常必要。
今年7月，南方日报刊发深度报道《非法捕捞使红树林生态链岌岌可危》，随后借深圳“三打两建”的东风，非法捕捞被列入“三打”范围，至8月初，孤撑了几个月的深圳渔政终于和南山公安等部门联手执法，一举抓获19名非法捕捞者。据了解，这19人全部来自一个在深圳湾长期从事非法捕捞的团伙，该团伙人数多达数百人，其核心成员至少涉嫌触犯非法捕捞水产品和制造不安全食品两项罪名。
至此，水陆联合执法的成效初步显现。记者随后回访发现，虽然深圳湾水域非法捕捞现象仍然禁而未绝，但捕捞规模已日渐萎缩，不过据捕捞者称，规模萎缩的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海产锐减。
中国水产科学院南海水产研究所资源室主任邱永松告诉记者，蛏子、花甲等贝类生物一般都在春天繁殖，这意味着残存的蛏子如果还未绝迹，那么明年春天将有可能实现种群的恢复，不出意外的话，深圳湾可能还会吸引新一轮的非法捕捞。
如何禁绝非法捕捞，让部门执法跳出年复一年，永禁不绝的魔咒，这已经是深圳湾生态保护眼下最紧迫的课题。对于联合执法，郑可斌表示，8月份的联合执法是在市级领导的统筹下，渔政、公安等部门针对同一事件共同履职的成果，但双方并未就此达成书面协议。也就是说，双方目前只有在非法捕捞现象非常猖獗的情况下，才会联合执法，而多数情况下，则继续留由渔政部门单独执法。这意味着，通过刑罚持久威慑，禁绝非法捕捞似乎只是梦想。
对此，福田红树林自然保护区管理局高级工程师徐华林显得非常担忧。他告诉记者，今年以来随着捕捞范围的扩大，已经有捕捞者在非常靠近保护区红线的地方捕捞，考虑到明年非法捕捞可能死灰复燃，不排除有捕捞者届时进入保护区捕捞的可能，这对于保护区内的生态多样性将是一个极大的现实威胁。
不过，在深圳红树林保护元老——原保护区管理局局长王勇军看来，对于以水鸟、红树林为名片的深圳湾而言，除了非法捕捞这个最迫切的威胁外，还有填海造陆、城中村改造、污水排放等一直在经久不息地冲击着红树林的保护底线，而且解决后者的难度要远比前者高出数倍。 撰文：南方日报记者 郭彪 （见习记者蒋桓伯对此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