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缺水，北方尤为缺水，已成为人们的共识。
北方缺水并非自今日始，华北水资源匮乏局面至元代之后愈加明显。元明清三代定都北京，海河流域人口增加，粮食供应压力加大，为了缓解北方粮食供给的困难，不断有人提议在海河流域兴修水利，将一些低洼荒地改造成为水稻田，就近解决困难。其中规模较大者有明天启二年(1622年)董应举在天津至山海关一带屯田，开田18万亩，一度“积谷无算”。清代雍正初年又大规模实行，从雍正三年到五年(1727年—1729年)开发出60多万亩水田，“每亩可收谷五、六、七石不等”，每年可得稻米30多万石(一石约为60公斤)。但是好景不长，由于海河流域水资源本来就短缺，加之降水年际和年内分布变化都很大，如若雨水较丰沛和适时，原本低洼易涝地区水稻田可获丰收，否则只好望天兴叹。于是乾隆皇帝总结道：“从前近京议修水利营田，未尝不再三经画，始终未收实济，可见地利不能强同。”大范围开发水田，显然不适合本流域气候、地理条件，超出了本区水资源承载能力。
本地物产满足不了京师的粮食和物资供应，只好另寻其他出路，由南方调运是简便的途径，对于大吨位的粮食，自然又以水运最为节省。所以，当元朝刚刚定都北京，在尚未结束与南宋战事的时候就开始谋划开通京杭大运河。首先由郭守敬实测黄河、淮河和海河下游地形相对高程，“乃得济州(今山东济宁)、大名、东平、汶、泗与御河相通形势，为图奏之”，得到京杭运河有条件贯通南北的结论。运河贯通后，由于水源困难，元代每年由运河运粮北上只有几十万石，其余部分由海运补足。明代永乐年间改道大汶河向南，由南旺接济运河，明清之际，每年由江南漕运北京的粮食(以稻米为主)每年都在400万石上下，解除了北方缺粮的困境。不过粮食是靠水种出来的，北方缺水、缺粮，只好从南方调粮。按当前灌溉用水平均水平，每生产1吨稻米需水2700立方米，明清时期每年400万石稻米，大约需水8.1亿立方米至9.72亿立方米。按1956年—1998年海河水文系列计算，元明清时期每年生产漕粮需水相当海河流域多年平均流量的3.7%至4.4%，按照目前国际通行标准，已占到海河水资源适宜开发利用量的10%以上。可见调粮即调水，物流乃水流，南粮北运的实质仍然是南水北调，表面没调水，却暗含着虚拟水的实际。此外，南水北调工程本身也是对历史的继承。东线工程输水干线有90%的河道和水库利用了当年京杭运河的河道和湖泊。
近几十年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口和用水量均逐级递增。南水北调受水的华北地区，人口密集，耕地面积、粮食产量、人口和国内生产总值均约占全国的三分之一，而这个地区水资源总量仅占全国的7.2%，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全国的五分之一，是我国水资源承载力与经济社会发展最不相称的地区。由于缺水，黄淮海地区每年经济损失高达4700多亿元。而首都北京的人均水资源占有量更只相当全国人均的八分之一，是世界人均占有量的三十分之一。地表水不足，只好加大地下水开采。二三十年前京郊农民打井，5—10米就见水，如今打100米、200米都未见得有水。公主坟一带井深至基岩也见不到水。和北京、天津一样，干渴的河北大地已开通90多万眼机井，1984年以来每年超采地下水50亿立方米，至今累计已超采1000多亿立方米，浅层地下水枯竭，只好开采难以回补的深层水，邯郸、沧州一带机井井深常在500—600米，由此造成地面沉降，海水入侵，居民健康受到损害。无休止地汲取地下水，无异于“饮鸩止渴”。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古人的警语极言战略部署的重要。鉴于我国资源蕴藏与经济发达区分布的不协调，近年来政府先后规划了“西电东送”、“西气东输”、“北煤南运”、“南水北调”的大手笔。与能源的全国范围调剂相比，水资源调剂更加重要得多。因为“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南水北调工程更成为国家战略性基础设施，是事关全局和保障民生的重大战略举措。
南水北调将成为华北经济发展的生命线，但是今后本地区城市化进程还要加快，人口随之增加，单靠外流域调水尚不能根本解决华北地区水危机。因此，在兴建调水工程，调剂水资源自然分布的基础上，还一定要全面推进社会合理利用水资源，调整经济结构，注重节约用水，以适应水资源短缺的实际。对千里迢迢调来华北大地的长江水资源，尤其要落实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严格执行中央和国务院水资源管理的精神，像对待国家粮食安全一样严格水资源管理，像抓好节能减排一样抓好节水工作。要统筹生活、生产、生态用水，建立健全水资源管理责任和考核制度，这是事关中华民族长远发展，事关子孙后代福祉的历史任务。
南水北调工程最终将通过东线、中线、西线三条线路，分别从长江下游、中游和上游调水北送，东、中线一期工程建成后多年平均调水达170亿立方米，与长江、淮河、黄河、海河流域共同构建我国“四横三纵、南北调配、东西互济”的水资源的总体格局。最终东、中、西三线调水规模近450亿立方米，相当黄河的多年平均水量。这是全国范围水资源布局的调配和创新。《易经》指出：“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穷是发展到极端，穷极则思变，变通了，于是可以久长。怎么变通呢？“变通者，趣时者也”，趣时即趋时，也就是现在通行的说法“与时俱进”。此后，以都江堰、郑国渠、灵渠为代表的大型水利工程都是与时俱进的产物。为了缓解华北干旱缺水的困窘，近700年来也曾先后多次实行的大规模改良努力，在海河流域兴建农田水利工程；兴建联系南方的经济中心和北方政治中心的京杭运河，通过大规模调运南方的粮食，缓解北方紧迫的水资源供需矛盾，但都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而最终失败。如今，我们实现了在全国范围统筹南北东西跨流域调配水资源的宏大计划，不啻是亘古未有之丰功伟业。
(作者周魁一为中国水利史研究会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