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诗中，就出现了阿段、信行、阿稽等多位土著奴仆的名字。这些奴仆，都是柏茂琳拨给他的临时劳动力，而不是杜甫自家的奴仆。诗中的“婢”，“女奴”，可能就是女奴阿稽，是杜甫家的临时保姆，并非卖身婢仆。杜甫对这些奴仆充满同情，多首诗歌中描写了他们入深山修理水道、砍伐木材等艰苦、危险的劳动情形。有时候，杜甫也让自己的儿子宗文，跟这些奴仆一样干粗活。可见，杜甫对待奴婢的情怀，一如陶渊明的“彼亦人子也”，是平等尊重的。
其实，即使杜甫真的纳过妾，也不见得就是多大的罪恶。我认为，评价纳妾这种个人行为，要考虑如下几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当时律法风俗是否许可；二是，对待姬妾是否合乎人道人性；三是，是否损害到他人的尊严利益。如果，这三方面都是没有问题的，就不能算是罪恶。比如说，苏东坡之于王朝云，归有光之于寒花，都能以礼相待，一往情深。对于他们，我们不但不能加以谴责，还应该予以肯定和赞扬。而像朱自清父亲那样，生于有识之士大力提倡生活新风尙的年代，还在为一己的欢愉纳妾，气死生母，支尽儿子薪水，就应该予以谴责。
根据杜甫诗中的描写，当时由于战乱频仍，民生凋敝，夔州地区大量女性成年之后，无法结婚，只能辛苦劳作，养活自己，孤独以终老。“夔州处女发半华，四十五十无夫家。更遭丧乱嫁不售，一生抱恨堪咨嗟”(《负薪行》)。这种情况下，倘若杜甫能在处理好家庭关系的前提下，根据自身财富能力，纳一两个妾，就不惟无罪，反而有功。因为，他为解决社会问题，尽了自己的一份力量。至少，这种做法可以减轻或免去一两个妇女及其家庭的饥寒苦况。
(摘编自《澳门日报》 文/亚 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