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不由己
不可避免，“凄惨的事情”发生了。查出窃听器一周后，他的一名朋友（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主任），因涉嫌受贿，被双规了。
在齐红的描述中，这位主任讲原则，待人和气，厌恶亏欠他人，是吃顿饭都要抢着买单那种人。他提出帮他检查检查。因为，“他在工作中不容易跟坏势力同流合污，又处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很多势力包括他的上级很难通过他来获得更多利益”。
当时，齐红就对他说，你很容易被看作危险的异己分子，一块利益集团的绊脚石。对于这一警告，“主任”只是再次强调“原则”的重要性。
然而，与这反应不相匹配的是，当看到齐红从办公室的台灯揪出窃听器后，他陷入了沉默。
“不是愤怒而是沉默，”齐红用尽管看透世事依然失落但其实也没什么的口吻。他曾反复琢磨其中意味，直到再次见到了他。
那时“主任”已经在监狱了。“只收过一次钱，就出事了！”他愤怒又哀怨地断定，窃听是一个预谋，行贿是一个陷阱，为的就是除掉他！
一切都已不可挽回。齐红说，那次见面，他得知，仅在拆出窃听器一周后“主任”就出事了。他还说主任之所以受贿，是因顶不住压力，是因他意识到一直都没与局长一致，而惟有一致，才能让上面和下面的人顺畅地“办事”。因而“主任”后悔了。并不是后悔受贿，而是“与其这样，还不如早早堕落，和他们一块。这样能不能查出我还很难说，因为大家都会互相掩盖”，他说。
齐红曾为此感慨良久，随后他发现，“主任”并不是孤岛，他眼中的正直人——一名大学校长，也被安上窃听器了。在他那些愁苦的案例中，校长是惟一保持冷静的人（但齐红又怀疑也许是演技太好）。校长只笑笑说，谁能对我这样呢？是党在考验我吗？还是单位其他的同事在观察我呢？
“谁对他使用这些东西？意图是什么？如果这样的一个人被搞掉了，另一帮人上来了，这个单位会是什么样？在我们官场互相斗争当中，这样的手段扩大化以后，会普遍引起官员们一种怎样的心态？是能约束住他们做事，还是使他们更加狡猾？如果它们来自官场的恶势力，那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齐红的思考还未找到答案，他又发现，窃听或是偷拍并不一定来自对手或是“恶势力”。即便踏在同一条船上，他们也要接受来自同伴的考验，以确保共同利益的安全与稳固。
“被查出设备后，他们要第一时间排查是不是纪委所为，并通知同伴以寻求共同的安全和保护”，齐红说。他将提到的这名官员，也像大部分人的反应那样，在查出窃听器后，尽可能冷静地分析自己的利益链条，往各种渠道确定威胁的来源。
“就像做错事害怕受罚的小孩需要去讨好。他当即变得谦虚起来。”经过一番讨论和缜密调查，这名当事人确定窃听器来自“防患于未然”的同僚们，最终加强了“忠诚意识”，巩固了联盟。
“没事，自己人，”再次和齐红见面时，这名官员已恢复正常，大家又嘻嘻哈哈地吃饭。
无论如何，总得为自己辩护一番。他们大多诉诸身不由己的浮沉感。齐红举例说，言辞大致是这样的——
“像我这样的人，在工作中绝对没有重大问题，但是你说，小小的问题怎么可能没有？“现在的工作哪能那么严格呢？人家送了点礼，过生日送了点钱，你说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像焦裕禄同志一样拒绝呢？这是不行的。要是这样做的话很有可能影响你的工作。只能说，这是一种必要的交往、一种交流，现在的情形下，要是不这样就没法工作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