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谈判刚刚结束不久，蒋介石便仗着拥有数倍于我党武装力量的所谓美式装备的国军，向我党发起挑战，内战已是迫在眉睫。毛泽东本着和平民主团结的民族大义，尊重美国其间所作的斡旋与调停，力求和平解决国共之间的争端。面对蒋介石的步步紧逼，毛泽东针锋相对，有效地将反击蒋介石“围剿”“清剿”的自卫战争，导向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进程。
武装斗争是一般的停止了
在应蒋介石之邀前往重庆进行国共和谈前，毛泽东对和平就有着真诚的期望，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对战后中国形势和国共两党的地位及得失，作了认真精辟的分析。他说：“我们现在新的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过去是抗战、团结、进步)。和平是能取得的，因为苏美英需要和平，不赞成中国内战；中国人民需要和平。国民党也不能下决心打内战，因为它的摊子未摆好，兵力分散，内部矛盾，无论如何弱于日军加伪军，加上解放区的存在，我们不易被消灭，人民与国际反对内战，因此内战是可以避免与必须避免的。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是有现实基础的。”
正是带着和平、民主、团结的诚意，我党才会在谈判中主动让步：同意在全国军队合理整编的条件下，将我党的军队缩编到24个师以至20个师的数目；在承认解放区合法地位的前提下，解放区各级民选政府可重新进行普选，选出的各级政府由国民政府加以委任；等等。同时，愿意将分布在广东、浙江、苏南、皖中等8个省区的解放区让出来。
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终于坐到一起，签定《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作为国民党方面签字代表之一的张治中对这个纪要表示出这样的意见：“第一，中共在这个会谈纪要和以前多次所提条款里，始终表示愿意接受蒋的领导，实行三民主义，这是使国民党内大多数人认为非常满意的。第二，政治协商会议终将召开，就可协商讨论和平建国方案了。第三，军队数字始终是最棘手的问题，但也有了结果，中共愿意由48个师减到20个师，这是很大的让步。第四，解放区问题，在历次协商中始终没有达成协议，这次虽然没有解决，但双方都表示继续商谈的诚意。实在说起来，凡是具有远见的人，对于这个协议，应该感到满足。”
这个大家“应该感到满足”的协定，却被蒋介石置之脑后，他一面与中共谈判，施以烟幕弹，一面又命令部属：“遵照中正所订剿共手本，督励所属，努力进剿，迅速完成任务，其功于国家者必得膺赐，其迟滞贻误者必执法以罪。”
毛泽东十分清楚，在美英苏大国都主张国共和谈、国内人民渴望休养生息的大背景下，蒋介石不敢贸然发动全面内战。“但暂时许多局部的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仍不可避免。”正是如此，毛泽东才提出“自卫战争”的概念，即“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他指出：“国民党再发动内战，他们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们就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粉碎他们的进攻。”
1945年12月1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对华声明，主张由中国各政治力量的代表召开全国会议，商讨和平团结的有效办法。20日，享有国际声望的五星上将马歇尔，作为杜鲁门的特使来到中国，调停国共之间的军事冲突。在马歇尔的敦促下，1946年1月10日，毛泽东和蒋介石同时向所属的武装部队下达停战令。全国人民企盼已久的政治协商会议，也是这一天在重庆国民政府大礼堂开幕，与会代表38人，国民党代表8人，共产党代表7人，民主同盟代表9人，青年党代表5人，无党派代表9人。蒋介石在会上郑重宣布四项诺言：保证人民自由，各政党一律平等，实行地方自治和普选，释放政治犯。政治协商会议于1月31日闭幕。
政协会议后，毛泽东对形势充满乐观的情绪，认为“从此中国即走上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全党同志“必须适应这一新形势”。并指出，原先的“武装斗争”，已经“转变为非武装的群众的议会斗争，国内问题由政治方式来解决”。同时提醒：“武装斗争是一般的停止了”，但是，个别地方的国民党“向我们进行武装袭击”的事实还是存在的，所以，“一切准备好，不怕和平的万一被敌人破坏”。
中共中央开始考虑派员参加宪草委员会和政府内阁的名单。2月6日，中共中央致电重庆中共代表团，同意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秦邦宪和何思敬为宪草审议委员的中共人选，同意毛泽东、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周恩来、刘少奇、范明枢(如范不能去则提彭真)、张闻天为国民政府委员的中共人选，并指出：“同意以周、林、董、王(若飞)分任行政院副院长、两部长及不管部。”
毛泽东对政协会议后的中国，既有美好的期待，又有深沉的担忧。他在接受美联社记者采访时说：政协会议成绩圆满，令人兴奋。今后当然还有困难，但相信各种障碍都可以扫除。表示：“各党当前的任务，最主要的是在履行政治协商会议的各项决议，组织立宪政府，实行经济复兴。共产党于此准备出力拥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