岛内国际法学界普遍认定，钓鱼岛是中国最早发现、命名并利用的，甲午战争后被日本窃取，二战后随台湾岛一并回归中国，这与大陆方面的看法基本一致。
中国至迟在15世纪初就已发现钓鱼岛，并将其作为台湾的附属岛屿进行管辖。1403年(明永乐元年)出版的《顺风相送》一书中首先提到钓鱼岛，其后数百年间，中国赴琉球的册封使(或副使)在出使记录中，均载明钓鱼岛列屿的地理位置。1556年，奉使日本的郑舜功在《日本一鉴》中记载“钓鱼屿，小东(即台湾)小屿也”，并附以地图。
列入海疆和军事部署是中国对钓鱼岛固有主权的最大力证。早在明朝初年，钓鱼岛作为中国抵御倭寇的海上前沿，被纳入中国的海防范围之内。清朝沿袭明朝的做法，继续将钓鱼岛等岛屿列入中国海防范围内，并编入《皇朝中外一统舆图》。1871年编写的《重纂福建通志》，不仅显示钓鱼岛于清代纳入海防巡逻据点，还确定其隶属于台湾噶玛兰厅(即今宜兰县)。
日方所谓依据“先占”原则取得钓鱼岛“主权”的说辞，完全是颠倒历史黑白的强辩，不值一驳。
钓鱼岛列屿虽长期无人居住，但并非无主地。中国长期有效使用这一事实，在1894年前，也是日本与琉球官方所共同认知的。根据现存于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国立公文书馆以及防卫省防卫研究所附属图书馆的相关文件得知，自1885年起，日本明治政府即开始图谋侵占钓鱼岛。时任内务大臣的山县有朋，原拟由冲绳县令西村舍三勘查该岛后即设立“国标”，但西村勘查后回报，此列屿早经中国发现、命名及载之史册，此时行动显不适宜；外务大臣井上馨也自忖日本国力不足，未敢妄动，以极密函件“亲展38号”告知内务大臣应“俟他日为宜”。
这充分说明日本企图侵占钓鱼岛列屿是预谋已久的，直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才决定拿下。日本于次年1月14日以内阁秘密决议的形式，核准冲绳县设立“国标”于钓鱼岛(实际上并未设立)，但从未正式颁布。这表明此种决议为内政意思表示，并无对外效力，不符合国际法上的先占要件。因此，无论从哪方面讲，日本对钓鱼岛列屿的“主权”主张，在国际法上是自始无效的。 赵国材(台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