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日，就文学原创期刊与选刊转载的合理性与合法性问题，本报记者专访了《收获》、《小说选刊》和《读者》等杂志的主编。《收获》执行主编程永新指责选刊不合理转载“挤压了原创刊物的生存空间”；《小说选刊》主编杜卫东则认为，原刊和选刊不是对手而是伙伴；《读者》总编富康年则发出意味深长的一问：“选刊停了，原创刊物就能得到非常大的发展吗？”这场争论的背后，其实是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传统文学刊物的发行量逐年降低，文学期刊的发展面临边缘化的困局。为此，记者继续采访了几家文学刊物的相关主编，探讨文学刊物的往世今生———
羊城晚报记者 梁爽 实习生 刘婕 梁涵 刘晓
1.
原创与选刊之争
是进军电子阅读的前奏
对于《收获》执行主编程永新与《小说选刊》主编杜卫东就原创文学期刊拒绝转载展开争论一事，《花城》杂志执行主编田瑛认为，“双方的主要观点，站在各自的角度都是在理的。你要较真，它算个事儿，不较真，能算啥大事儿？问题在于当下的出版法规不完善，一些转载行为合法但不合理，原创刊物的劳动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他提议，原创期刊和选刊应该坐下来谈一谈，“文人之间、期刊之间、作家之间，作家、刊物、编辑之间没有真正的利害冲突，不应该对立”。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陈定家教授则认为这场争论“其实就是原创期刊与选刊的利益之争”。
到底是店大欺客，还是被逼无奈？《收获》的“维权”行动与20世纪80年代的原创期刊联盟有些类似，当时一些原创文学刊物的主编已经意识到选刊的转载会损害其利益，但联盟很快解散。30年后，在新的时代背景之下，原创期刊与选刊之间的矛盾被重新提出来，这是原创文学刊物进军电子阅读前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程永新表示，今年11月份以后，《收获》的发行、策划部门会共同研究电子阅读的业务该如何操作，包括手机、苹果应用、电子书等。
“正是考虑到这个原因，我们迫不得已要对选刊提出拒绝转载的问题。进军电子阅读，必须版权清晰，著作权要规范，否则没办法操作了。假设《收获》发表一篇小说，做成电子版，其他选刊一选载，这个电子版的版权到底是他的还是我的？很不清晰。所以，必须从转载时间、转载费用和转载授权三方面规范选刊的行为，我们才能够学习欧美国家，将文学杂志的电子阅读做起来。”
习惯纸质阅读的读者由青年步入中年和老年，“80后”、“90后”越来越倾向于在网络上阅读。为了争取新生代读者，用“两条腿走路”———在内容的质量上，保持老牌文学杂志的深度与厚度；在出版形态上，接上电子阅读出版这条“腿”，这是传统文学刊物必须要迈出的一步。
2.
传统文学期刊应该向新生刊物借鉴
传统文学刊物与新生代读者的距离，反映的是新生代读者与传统文学的“断层”问题。新生代对精英、理性文化、形而上崇拜普遍持否定态度，与印刷媒介时代完全相反———新媒介冲击的是两三百年来建立的一整套文学价值体系和理论体系，导致印刷媒体和信息媒体在文化上的断裂。
“纯文学”真的与新生代作家和读者“气场”不符？程永新并不这么看，他认为“文化断层”恰恰为《收获》提供了未来努力的一个方向———怎么弥合文化断层、怎么在文化断层之上架一座桥？“《收获》杂志鼓励编辑多联系年轻作家，让杂志多一些年轻人的作品出现，哪怕相对于成熟作家来说他们还有不足。”《花城》、《收获》、《芙蓉》等文学期刊都曾推出“80后”的增刊或栏目，《青年文学》校园版维持了4年，试图贴近新生代读者。
《当代》杂志副主编洪清波看到的更多是力不从心。“登了一些‘80后’的作品，‘80后’的读者并不会随之而来。除非你办成《最小说》那样的，专为‘80后’服务。”
就在传统文学刊物还在为是否开辟“80后”作者和读者群纠结的时候，不但“80后”作家创办的文学杂志不断“掺和”进来，“90后”时代的到来已是事实，郭敬明主编的《最小说》在“90后”一代的受热捧程度甚至可以用“风靡”一词来形容，“80后”作家笛安主编的《文艺风赏》是一本面向年轻读者的纯文学刊物；“新概念”作文大赛“出身”的张悦然创办纯文学季刊《鲤》，发行量有数万册；还有安妮宝贝主编的《大方》、韩寒创办的《独唱团》，虽然是“以书代刊”，并且已停止出版，但问世之初在文学市场中反响很大，《大方》曾摆出订阅100万册的架势。这些新锐的文学杂志在编排上、版式上与传统杂志相比有很大的突破和创新，而且个人风格非常强烈。
《收获》执行主编程永新和《人民文学》前主编李敬泽都对新的文学刊物持赞赏态度。“让年轻人的写作能够跟传统的写作有一些对接的可能性，这对传统的文学期刊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和刺激。”程永新认为，传统文学期刊编排相似，都是按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散文、评论进行编排，办得“太没有个性”了。而《文艺风赏》、《天南》、《鲤》和《读库》则成了李敬泽每期必看的文学刊物。
3.
入不敷出的文学刊物如何“转企”
文学杂志曾有“5万份生死线”之说。程永新透露，目前，2万份是文学杂志盈利的分水岭。估算起来，大概只有《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收获》、《当代》、《人民文学》、《花城》、《钟山》等屈指可数的文学期刊能够超过或者勉强维持在盈利的水准。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陈定家教授做过统计，“文学刊物90%以上都是入不敷出，没有造血功能。”
期刊界正在进行改制转企，但仍有相当部分的文学刊物在观望。据悉，《收获》和《上海文学》属于事业单位，上海市委宣传部每年给两家杂志社各提供100万元专款，专门用于发放稿酬。有的期刊已经“转企”，不能直接接受拨款补贴，但也有其他方式比如作为活动经费发放，一般也有几十万元。
花城出版社旗下有两份文学刊物，《花城》和《随笔》。《花城》杂志执行主编田瑛说，《花城》几年前已经企业化，出于对杂志质量和品牌的保护，《花城》杂志每年能获得资金扶持约60万元，大大减轻了经营压力。
相比之下，大多数地方文学期刊没有这么多补贴，需要自己寻找经济来源，例如跑赞助、做广告、“以会养刊”，等等。《大家》杂志社“一号多刊”目前停刊整顿，有评论指出，造成目前这种状况与文学杂志长期办刊经费不足有关。
“转企”是否有利于文学期刊的生存？“完全断奶，那真是死路一条，”田瑛说，“政府完全不补贴是不现实的，如果一刀切，十家里有七八家要关门。怎么办？后来知道，原来补贴还是给的，只是变换了一种方式和名目，换汤不换药。”
陈定家认为，“文学刊物长期行政化管理，社会效应反映不出来，不适合市场经济大环境。现在引入竞争机制，文学刊物走向市场，从某种意义上能够淘汰一些影响力小、体制陈旧、不受大众欢迎的刊物。”程永新也认为，“转企的核心就是文学刊物供过于求，国家不再养那么多的刊物”。
为所谓的“文学”输送一点新鲜东西
———80后作家、《文艺风赏》主编笛安专访
承载文学作品的平台
传递影响人生的态度
所有的文学刊物都推崇“好作品”，区别在于对“好作品”的定义
羊城晚报：在“纯文学边缘化”、文学市场持续萎缩的大背景下，为什么要做这样一本纯文学杂志？
笛安：2010年6月末，我们在上海开了第一次企划会。小四打电话说公司想要做一本以严肃文学为主，文艺类的杂志，并且应该有新锐的视觉系统，觉得我是做主编的合适人选。这个提议让我觉得很新鲜，于是很快的大家就开始做筹备创刊的所有工作了。这个杂志寄托着我们的一点点理想，纯文学被边缘化了，但是总得有年轻人来做点什么吧。而且我们都希望能用我们的方式，为所谓的“文学”尽可能地输送一点新鲜的东西。
羊城晚报：与传统文学杂志相比，在版式设计、内容编排等方面，《文艺风赏》有什么特点？
笛安：首先，我们《文艺风赏》有我们自己鲜明的美术系统，一页一页翻开的时候，会有一种文艺气息浓厚的大气和雅致。其次就是内容，除了小说，我们做电影，也介绍画家，搜罗世界范围内有意思的文化事件，还会根据每期的封面主题联系眼下的社会现象给出我们杂志的观点，它除了是一个承载文学作品的平台，还在传递一个东西，就是所谓“文艺”，指的是一种影响人生各个方面的态度。
羊城晚报：比起《收获》、《十月》等传统文学杂志，《文艺风赏》似乎不够“严肃”？
笛安：大家对“严肃”有着不同的看法。其实所有的文学刊物肯定都推崇“好作品”，区别在于对“好作品”的定义，我们肯定相对更倾向鼓励年轻的作者们，因为他们更需要一个好的平台和一些鼓励；其次，我们希望能用我们的坚持，能够尽量把眼下人们对于“文学”的审美标准拓宽一点。
年龄不是选择稿件的标准
文字自有传递很远的力量
不是没有优秀的文学作品，而是通行的审美标准过分陈旧
羊城晚报：《文艺风赏》的读者群体有什么特点（年龄、性别、职业、阅读习惯与倾向）？
笛安：18-30岁的年轻人是主要的目标读者群，其中在校大学生和刚刚开始工作的年轻人占一个较大的比重。当然，也有不少高中生会定期看的。
羊城晚报：上你们的论坛，感觉“95后”的中学生读者占了大部分。读者群体是否限制了文章的深度？
笛安：会定期去论坛的读者年龄层偏低，所以不能仅仅根据论坛的情况来判断我们的读者群的平均年龄。我们在选稿和选择作者的时候，从来没有考虑过因为读者的年龄而刻意选择浅显的作品。
羊城晚报：对《文艺风赏》“披着严肃文学外衣、卖青春文学”的说法，你是怎么看的？
笛安：毕飞宇老师为我们写过小说，莫言老师也给我们写过散文，今年初《十月》杂志的副主编宁肯老师也很开心地把他的一个短篇小说交给了我，并且，我们固定的访谈前辈作家的栏目“青梅煮酒”，是我自己来做采写的，我敢说，对于绝大多数上过我的专访的前辈作家们来说，他们在国内其他地方都没有做过像我们这里这样角度的采访，因为我可以以一个作者的身份跟他们进行一些很有意思的交流———你觉得，这些算是“外衣”，还是算“青春文学”？
羊城晚报：“经典重读”、“新审美观”、“文艺新锋”等栏目，比起其他栏目可能文学性更强、更严肃一些，定为发表频率较低的季度性栏目，是出于什么考虑？
笛安：正是因为这三个栏目对稿件的质量要求特别高，所以才将它们定位成为季度性的栏目，宁缺勿滥。新审美观也就是一年发四篇符合标准的小说，其实没有大家以为的那么难找，我一向相信，国内现在不是没有优秀的文学作品，而是通行的审美标准过分陈旧，导致很多优秀的作品没能被推到台前来被读者们看到。
羊城晚报：《文艺风赏》是否考虑向更老一辈作家约稿？老一辈作家与年轻读者之间隔代了，是否有“代沟”？如何协调？
笛安：当然会考虑，作家的年龄不是我们选择稿件的标准。我对所谓“代沟”倒还没那么悲观，我相信动人的文字自有它能够传递得很远的力量。
基本没有商业广告 纯靠自己销量盈利
开始时个人号召力起过一点作用，但不能永远靠个人影响撑起一本刊物
羊城晚报：《文艺风赏》目前发行量多少？
笛安：双月刊的时候有过一点波动期，今年起改版为月刊之后，平均销量稳定在每期15万册左右，当然会因为一些偶然的因素，碰上一期的销量尤其好。
羊城晚报：杂志上的广告有多少？
笛安：除了一些我们自己公司单行本的广告，我们基本是没有商业广告的。也就是说，我们是纯靠着自己的销量来盈利。
羊城晚报：编辑团队有多少人？年龄多大？
笛安：现在团队一共有七个人。团队里大家基本都是80后，刚刚加入的新编辑是91年的，所以算是很年轻的团队吧。
羊城晚报：编辑团队本身有很多“粉丝”，有人认为《文艺风赏》的读者有很多是冲着你们的个人魅力而“捧场”的，你有什么看法？
笛安：也许在最开始的时候，个人号召力起过一点作用，但是你不能指望永远靠着个人风格和个人的影响去撑起来一本刊物。从最开始，我一直尽力在做的，就是尽量淡化我个人作为作者在《文艺风赏》里的烙印。《文艺风赏》从来没有发表过我的稿子，我写的稿子基本都是访谈———如果有一天我的小说上了风赏，那多半是因为有约好的作者临时不能交稿。我们希望《文艺风赏》能够健康，平衡，然后成长得更丰富。
羊城晚报：你与《最小说》关系密切，团队成员中很多也是《最小说》的核心人物。《最小说》的成功之处是什么？《文艺风赏》借鉴了哪些经验？
笛安：《最小说》已经成为了一个国内青春文学领域里的标杆。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的经验，就是在自己的平台上尽量培养一些读者，培养一些能逐渐成长变化的作者。
羊城晚报：一些新生代作家自己办起了文学刊物，《文艺风赏》和张悦然的《鲤》受到最多的关注。你觉得，这些新的文学刊物有什么共同特点？与传统报刊相比有什么不同？
笛安：不比较了吧。大家都在努力做事情，也都想做得更好。
梁爽、刘婕 、梁涵、 刘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