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元：钓鱼岛问题上中国要舍得付出成本
作者：黄元 浙江大学儒商与东亚文明研究中心研究员
中日关系的发展存在着钓鱼岛、日本右翼否认南京大屠杀、参拜靖国神社三大主要障碍，皆是由于日本侵华的史实。其中对钓鱼岛的领土争议，更是对中日关系伤害至深且无法回避的问题之一。笔者认为，日本不可能自动放弃对钓鱼岛的非法占领，中国也不可能放弃对于钓鱼岛的领土主权。
人类历史上，国家拥有领土归属权的主要依据有：无主先占、主权国家完全放弃或予以变更的正式同意、经双边或多变条约确认等方式。除此之外，某国主权领土即便暂时处于由它国实际占领或被控制状态下，也不得改变所属非法的性质。“钓鱼岛”的中文名称于明朝永乐元年(1403)正式标明，并纳入福建海防；1562年明官方将钓鱼岛列岛中的赤尾屿岛标志为与当时琉球国的地理分界；1879年日本吞并中国藩属琉球并将其改名“冲绳县”；1895年，日本在中日甲午战争中获胜，占领台湾以及钓鱼岛列岛。中美英三国于1943年12月共同签署的二战文件《开罗宣言》中规定：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太平洋上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二战后，美国托管冲绳。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牵头52国签订《对日和平条约》，其中将钓鱼岛列岛划入冲绳。1971年美日签署“归还冲绳协定”，把钓鱼列岛划入“归还区域”。但无论在任何时候，中国政府都从未表示过要放弃钓鱼岛领土主权。这也正是1971年4月在华盛顿发生的，包括由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李政道，著名数学家、菲尔兹奖获得主丘成桐，著名史学家何柄棣等参与的大规模美籍华人保钓运动的法理依据，也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台湾与香港二地保钓人士不惜付出生命代价前赴后继登岛宣誓主权的法理主张所在。
钓鱼岛问题实质上隐含着美国的亚洲战略布局。中国应尽快制订有通过和平谈判或外交努力最终不得解决或者日本已经在钓鱼岛列岛及其海域制造针对中国人的流血事件情形下的应对方略。民间登岛保钓行为有一定成效，但靠民间行为不可能解决钓鱼岛的领土主权回归问题。日本也不会自动放弃对钓鱼岛的非法占有，这是由大和民族文化基因特征、当下发展阶段以及与其作为纯粹岛国的地理环境所决定。日本放弃对钓鱼岛的非法占领，除非有其“不得不放弃”或“迫不得已”的前置事实。对于日本有效的方式是先出拳头，再座谈。
钓鱼岛问题的最终处理，需要尽快制订有如下的可能方略得以确实推进：第一，由国家公安部和交通部就钓鱼岛海域联合发布主权边防警戒公告，正告包括日本公民在内的有关人士不得擅自非法进入中国领土，违者将由中国边防警察予以拘捕并依照中国法律处置。第二，在包括日本海上保安厅在内的日本国民无视警戒公告，采取更加危险的所谓“主权行为”，打响钓鱼岛的第一枪，并在通过外交照会或交涉未果的情况下，中国海军应毅然应战，并必须打赢这场“保卫钓鱼岛战役”。相信中国最终必胜，收回钓鱼岛主权。第三，战后中日双方坐到谈判桌上来。此时，中国只有二句话：甲午战争是日本侵略战争；二战后美国之于钓鱼列岛的控制与单方面向日本的移交，中国从未承认。谈判或许需要一些时日，但一定会获得成功。
钓鱼岛对于中国内外大局，中日关系发展大局来说，或者是个小问题。但这个问题无疑已经横拦在中日发展的道路中央，横拦在两岸四地民众与全球华人的心坎之上。鉴于日本钓鱼岛政策的步步紧逼，无限期推延或一味忍让都非明智之选。钓鱼岛列岛虽然在地理上属于目前仍处于隔海分治的台湾，但不可能指望仅凭台湾的政治、军事或经济力量得以回归主权。钓鱼岛问题的最终处理，中国大陆须要予以主决，也要舍得付出成本。钓鱼岛问题的成功解决，将会为解决台湾问题与南海问题节省出极为可观的军事成本与战略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