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四：特别想为村民做些什么
刘习聪在2008年9月8的日记中写道：“虽然心里有了准备，但他们的贫困程度还是大大超过了我的想象，住的是茅草房，吃的是玉米饭，没有别的下饭菜，家里没有一件像样的东西，甚至连洗脸盆都没有。我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呢？”
威宁县民族中学的回族女生刘倩见到记者时怯怯的，说起“刘老师”就想哭，像是在说大恩人。在我们的鼓励下，她说她父亲早逝，母亲一人种白菜和土豆供三姐弟念书，特别辛苦。刘老师知道她家三个孩子书念得都不错，就联系了三个外地好心人资助他们。去年她家买的苞谷种子是次品，该出芽时全烂在了地里，刘老师听说后拿出1000元钱让她家再买种子补种。以目前的成绩，刘倩今年能考上一本，二弟今年是威宁县的中考第一名，刘习聪正想方设法帮姐弟筹集学费。
然而刘老师的一片好心，也有被误解的时候。
2008年12月12日，刘习聪到岗的第四个月，在南瓜寨发现了一个有念书潜质的女孩，于是特地上门表达了想资助女孩的愿望。不料却被女孩的奶奶当做人贩子，喊来全寨子600多号人用麻绳把他绑了起来，“你再说就捶死你！”村民怒目而视，不容辩解。直到在寨子里做干部的校长的弟弟赶来证明他的清白，怒气冲冲的村民才放了他。虽然这次“绑架”事件之后，刘老师并没有离开学校，但是，一心想为村民做事的他，走在回家的路上，心里一定很伤心很委屈吧？
当地致富手段有限，改种烤烟可以赚更多的钱，“可是怎么劝大家呢？总不能说调整产业结构之类的话吧，他们听不懂，也听不进去，老百姓担心种烤烟万一失败连饭都吃不上，那还不如种土豆和玉米呢。为了劝大家改变观念，刘老师一户户走访，他会说，你希望自己的孩子上高中再上大学吗？种烤烟就上得起！”校长转述他劝说村民的话。
在校外杂货店门口，村民李仕刚对记者说：“刘老师对学生太好了，贫困家庭，他都资助。有时一百元，有时二百元，不知给了多少次，我们种菜养鸡卖了钱还他，他不要，他知道我们还要买粮吃。”村民吕小方这时也赶来了，他说他家就是听了刘老师的话，买了台农用机跑运输，不仅解决了温饱，还盖上了新房。
同事们村民们说起刘老师做的好事，可真不少：村民不会填医疗保险单，刘习聪就上门帮着填；村民看不懂化肥的使用方法，刘习聪看完说明后耐心给他们讲解，“不是用量越多越好，用多了农作物就死了”；走在山里看见五六十岁的长者在背化肥，刘习聪会毫不犹豫地帮忙背上几里地，还说“我比你们有力气”；作为学校的图书管理员，刘老师扩大开放权限，让村民都可以借阅，还从外面筹来2600余本书，增大农业生产类书籍的比重；因为有了水源，附近村民共享，种了烤烟、盖了新房、取了新媳妇、生了孩子，还让他给孩子取名字……
刘习聪是远近知名的“大好人”，每逢过年过节，或者谁家有了好事，“刘老师不来不开席，杀了猪蒸了白米饭就等他来”。
当地人用传统方式填了一首布依族山歌来歌颂这位“大刘老师”：
湖南老师来新发，条件不好又无法；
酸汤苞饭吃不饱，倒杯冷菜来打发！
上面有个好名额，大刘老师都要来；
稀泥烂路都要走，拖鞋散网都要来！
新发学校条件差，湖南老师来参加；
大刘老师来到此，新发学生笑哈哈！
新发学校破瓦屋，学生来了都想哭；
大刘老师来到此，学生家长都有福！
……
■记者感言：还是那句老话，“在你眼里把老百姓看得有多高，老百姓在心里才把你看得有多重！”
特别五：“我把特岗教师看得特别重”
由于北京大雨，飞机延误，在威宁等不来刘老师，记者只得辗转回京，和他约好在报社见面。
7月28日上午，刘习聪老师终于坐到我们对面。之前的多次通话，还有众人对“刘老师”的描述，使我们双方一见如故。
以下是与刘老师的对话：
“当初为什么会选择去山里做一名特岗教师？”
“有就业的压力，但更重要的是，我自己来自农村，知道农村小孩子上学有多么不容易。母亲告诉我，老老实实做人不吃亏，踏踏实实做事不吃亏。”
“特别想知道，那次在南瓜寨被绑后，你动摇过吗？”
“那次很害怕，很委屈，想过要走。条件艰苦并没有让我想到走，只是怕被人误解。但是，想起孩子们那一张张淳朴可爱的脸，我还是决定留下来。”
“你一个人在大山里走的时候，寂寞孤独吗？”
“有孤独的时候，特别是晚上走夜路的时候。”
“听说你前一个女朋友离开了你，现在又有了新的女朋友？“
“她是在中国教育电视台看到我的事迹后主动找到我的，她要从扬州到这里来工作两年。”
“她能不能忍受学校的环境？你担心吗？”
“说实话，有点担心。”
“学校不通网络，你怎么与外界联系？”
“我用手机短信或者进城上网，每个月话费都在400元以上，上网是去六盘水或者威宁县城，两个星期左右去一趟。”
“你用哪些方式筹集款物帮助孩子们？”
“主要是联系志愿者组织，有两个我经常联系的组织，一个是北京地球村，另一个是华芬志愿者协会。”
“你在这几年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最困难的是和当地辍学打工的思想做斗争。难不在物质条件，难在山里人的思想观念。”
“你有没有问过学生，他们将来如何改变家乡面貌？”
“问过，有的说以后有钱了给村里开通公共汽车，大家坐车来上学；有的说给村里修个大医院，什么病都可以治；有的说以后做个厨师，天天做好菜给大家吃。”
“教书已经很累了，为什么还会做这么多事？”
“还是父母告诉我的那句话吧，多做事不吃亏！很多人把特岗教师看成最底层的职业，但我却发自内心地把这个职业的分量看得很重。”
“很重有多重？”
“我喜欢教书。我已经‘恋’上这个工作了，恋比‘爱’的程度还要高。”
“你对自己还有什么地方不满意？”
“我还没有找到一种好的教学方法。”
下午，记者把刘习聪老师送到北京西站，目送他背着双肩包消失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刘老师没能买到卧铺票，也没买到坐票，他手里只有一张站票，而到贵阳，需要30个小时！
记者感言：采访刘习聪老师的过程，就像是对悬念的求解过程，当我们最终见到他后，悬念似乎可以就此放下；然而，新的悬念又在我们心中生成——他和他的那些孩子们，未来会怎样？仍然牵动着我们。(记者 单三娅 韩 寒 本版图片头像为本文记者摄，其余均为本报通讯员洪波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