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不愿意当系主任：如何保证学术不受行政权力干涉？
不久前，有媒体报道某高校因校领导过多，引发舆论对高校行政化色彩过浓的担忧。
“我们西浦正好相反，老师都不愿意当系主任。哪怕学校给系主任每月三五千元的额外补贴，也没多少人愿意干。”杨民助说。
担任西浦数理中心主任的刘刚是一位年轻博士，目前还只是讲师。“我是被推上去的，这里大家都不愿意做管理，因为做管理要占用大量时间。比如组织考试、负责课程安排、制订发展规划等。这些工作都是公开透明的，主任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权力，纯粹是为大家服务。”刘刚说。
杨民助说，西浦有一批专职行政人员，但行政与学术是分开的，校领导也不例外。“几乎所有中层行政人员都是从社会上直接招聘的。行政人员是为教授服务的，不是来管教授的，所以他们也没必要是教授。”杨民助说，执行校长席酉民和三位副校长都不讲课。虽然席酉民是著名管理学家，目前还兼着西交大的教授，但在西浦他的定位是全职校长。
在西浦，教师地位很高，待遇普遍在行政人员之上。“我是中层行政负责人，但我的薪水只相当于最低一级的助教。”西浦大学品牌与市场办公室主任王珊说。
“我们校领导是为中层服务的。他们缺什么资源，我们去找；同样，中层是为教师服务的，教师是为学生服务的。”杨民助说，“我手头没有什么预算，应酬也很少。”
这个高校行政权力不干涉学术活动，也不决定学术资源的具体分配，学术考核也没有定量化指标。
“我们对教师也有考核，但是我们不看重数量指标，更看重同行评估。比如，教师想申请成为教授，我们就把他的代表作送给该领域中至少三位世界知名大学的教授评估。他们觉得水平可以，校内的学术评审委员会才会启动评审。”席酉民说。
大学“行政化”病根难除：中外合作办学能否推动高校教改？
“这是一个重新定义大学的时代。”席酉民说，“我们西浦既不是西交大的分校，也不是利物浦大学的分校。我们是在探索融合中西文化，创建一所具有新的教育理念的大学。”
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张红霞认为，与普通高校相比，西浦大学最大的特点就是“去行政化”－－“去行政化”不是不要行政，而是要回归到以学生和学术为本位。让行政为学术服务，让教师都能安心教书、做研究。
“我们很多大学衙门化色彩太浓，大学、校领导、中层领导都有行政级别。级别越高，能获取的资源越多，致使很多教师难以安心做研究，都想当行政领导。而且行政权力的管辖范围几乎无所不包：从学生的录取、考试和管理，到教师的招聘、考核和晋升。”张红霞说。
专家认为，高校的行政化，不仅使我们的大学难以培养出一流人才，也直接影响了高考和中小学教育的改革。
“比如高考一刀切，大家都不满意，可是都不敢改，怕改了出乱子。假如高校都能像西浦一样‘去行政化’，招生和学术问题由教授说了算，真正做到‘严进严出’，我们就不用担心有人走后门。现在高校管理体制没改革，一刀切式的高考就很难改；高考不改革，中小学素质教育就很难搞好。”南京师范大学教科院副教授殷飞说。
与一般高校相比，作为中外合作大学的西浦大学，正因为产生于“体制外”，反而可以轻装上阵，没有行政化的痼疾。
事实上，目前中外合作办学已蔚然成风。除西浦大学外，宁波诺丁汉大学、位于珠海的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均已招生数年。此外，美国纽约大学、杜克大学等也在尝试与中国高校合作办学。
“虽然中外合作大学学费比较高，像西浦每年学费是６万元人民币，但孩子在这里能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西浦从大二开始就是全英文教学，与在国外读书差不多，费用则比出国少得多。”学生家长丁铣女士说。
殷飞认为，随着中外合作大学日渐增多，中国学生的选择也越来越多，普通高校将面临更严峻的危机。推进高校教改已刻不容缓。
“推进高校教改，需要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下决心放权，让高校在招生、人才流动、专业和课程设置等方面有更大的自主权，让高校管理层对学生和教师负责。”殷飞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