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身于钱穆、钱钟书、钱学森、钱三强、钱永健等名人云集的无锡望族钱家；季羡林的入室弟子；传说中藏有几百支万宝龙笔，只穿定制衣服、鞋子，拥有专职司机的“时尚先生”——这些标签下，钱文忠却坦言：自己不是冬虫夏草是草根，没兴趣，也绝不敢当国学大师。
记者 张晓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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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重读《三字经》”
几年前，钱文忠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我们并没有把握完全理解《三字经》，倘若有这方面的自信的话，那也终究是非常可疑的。因此，这几年我尽可能地随时记下读者的意见，加上自己平日翻阅时，也在书中发现了一些错误、不妥、误植，深感有必要找到一种合适的方式，进一步完善自己对《三字经》的解读。” 此次重写国学经典的《三字经》，由钱文忠教授亲自策划出版，书名为《钱说〈三字经〉》，他以全新的视角解读《三字经》，将故事叙述与道理解析相结合，将关键时间、关键事件、关键道理进行全新的演绎，可谓是中国通史的浓缩版。
书中，钱文忠用毛笔手抄了《三字经》全文以飨读者。“这是出于出版者的提议，我则期期以为不可、不敢。说实在的，我这一代人的字，和老辈相比，根本就是羞于见人，拿不出手的。但是，出版者坚持不懈，我也就只好勉为其难了，权当做略表自己对《三字经》的恭敬。读者如有触目之感，尽可将之抽去。”
山东商报：讲《三字经》的经历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钱文忠：我这个年龄段的人，在我们小的时候，今天我们认为都非常好的一些字眼——仁、义、礼、智、信、忠、恕，这样的一些概念，我们那个时候都觉得它是很坏的字眼，不仅是坏，还是腐朽的；不仅是腐朽的，还是没落的；不仅是没落的，还是反动的，所以这都是批判的对象。我们那一代人很多人的传统文化知识，是在批林批孔这样的一个浪潮当中学得的，或者习得的，在那样一种环境中习得，实际上我们是把它当反面教材来习得的。解读《三字经》其实是我对传统文化的一个再认识再发现的过程，既是一次传统文化之旅，同时又是一次发现之旅，它在不断修正着我之前的看法。
山东商报：书中您用毛笔手抄了《三字经》全文，平时多久练一次字？现在很少有人用毛笔写字了，对于传统文化在日常生活中的传承您有什么看法？
钱文忠：中国人的生活情趣是丰富多彩的，我们应该在日常生活中传承传统文化，不管是“棋书画诗酒花”这些文人的雅中，还是“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些世俗生活方面。其实传统文化精神就存留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就像我写毛笔字就是一种传统文化对我的影响，还有大家喜欢看《百家讲坛》节目，这也是在有意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
山东商报：现代人大都讲究实用，经常有人问，读这个书有什么用？我们是该多看论“道”的书还是论“术”的？
钱文忠：正是由于我们长期以来不重视优秀传统文化在塑造人格、培植教养方面的教育功能，导致我们在经济总体上飞速发展的今天，社会却出现了很多非常严重的问题。所以，我认为在这样的前提下全照《三字经》和《弟子规》去教育孩子，孩子进入社会后会吃亏。我认为我们应该在进行理性分析甚至批判的前提下，高度重视传统启蒙读物的正面价值。
我不认为经典不能指导现代人的生活和思想。既然是公认的经典，它就具有永恒性，同时也兼具阐释的开放性。我们注定要面临这样一个永远得不到确解的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面临着什么样的可能性？我要如何选择？学习经典的意义就在于会在我们寻找答案的途中提供空间，尽管未必存在答案。而这，正是自由的根本。因此，我们还是应该多关注所谓的“道”的东西。
山东商报：我们的孩子读什么书才不吃亏？
钱文忠：开卷有益，只要您的孩子多读书，多读健康有益的书就谈不上吃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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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兴趣，也绝不敢当国学大师”
当年与钱文忠谈及关于国学热的话题时，他表示，这场突如其来的国学热背后的推动力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担忧，是种虚热。“国学热的关注点始终停留在儒家学术的孔孟一系，道家学说的老庄一系和佛学中非常粗浅的部分。”
而在山东滕州谈及墨子文化时，面对《百家讲坛》的众多学者对国学的普及工作，钱文忠坦言，于丹、易中天和自己做的工作与孔子一脉相承。“我们不认为知识是专属某一群体的财富。教授、研究人员应该有更多责任和义务以感恩的心回馈大众。我们并不比别人强多少，强到天壤之别的程度，而是特殊的时代下的特殊机遇。”在钱文忠看来，放下身段，走过去孔子、墨子的道路，为那些很少有机会接触这些的大众提供知识服务。他将自己视为孔子、墨子的精神阐述者，言谈中也不乏自谦：“与他们的学识、努力、坚韧和影响相比，在他们面前永远没资格谈平等。”
山东商报：最早听到别人叫您国学大师时什么感觉？现在呢？
钱文忠：毫无兴趣，也绝不敢当。我是初学者，从这个角度讲，将来我还有很多路要走，有很多可能性，有朋友对我抱有这样的期望，我很感激。但“大师”不是每一代都能出的。不会因为我上了央视、有了100万册印量就变冬虫夏草了——和大家一样，我不是冬虫夏草是草根。
山东商报：被质疑国学水平时怎么想？
钱文忠：被质疑几乎是每个人都不可避免的，我也一样。
山东商报：国学热说了好几年。也没见起到多大效果。是我们普及的问题还是哪里出了问题？
钱文忠：说起国学热，我感觉现在很大程度上是娱乐化商品化的结果，本身这个热就不是真正的热，是虚热。
并不是说我们不普及， 我们中国的一流大学，几乎都办过国学大师班，招了一些非常优秀的高中生，找最好的老师教他们，希望培养出一批“国学大师”，这个思路本身就很滑稽。志气非常可嘉，结果非常惨痛，所办的国学大师班全部失败。这就证明，也许传统国学的人才和传统文化的人才必须要用传统的教育，才能比较成功的培养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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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不上‘功成名就’”
出身于钱穆、钱钟书、钱学森、钱三强、钱永健等名人云集的无锡望族钱家；季羡林大师的入室弟子；更是一位戴卡地亚戒指，藏有几百支万宝龙笔，只穿定制衣服、鞋子，拥有专职司机的“时尚先生”——刚登上《百家讲坛》时的钱文忠被称为《百家讲坛》里最年轻也是最帅的教授。
“在讲了《三字经》、《弟子规》之后，有人说，按照这些传统经典教育出来的孩子到了社会上只会吃亏，其实这种说法正好说明我们这个社会已经有很大的问题了。正是由于我们长期以来不重视优秀传统文化在塑造人格、培植教养方面的教育功能，导致我们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社会上却出现了很多非常严重的问题。但是，错的不是《三字经》、《弟子规》，我们要做的是改善我们的社会，而不是删改《三字经》、《弟子规》。”谈及传统文化对生活的影响，他的理念一直如此。
盛名之下，争议接踵而至。当年，他对商纣的阐述，因被众多媒体定位为“为历史第一大暴君商纣翻案”。其实，他并未接受某报记者对此话题的采访就莫名其妙的遭到指责。对于“盲人摸象”般的批评，他坦言那也无非是“抛出一个惊世骇俗的论点，而没有认真地调查论据。”
山东商报：现在对媒体是什么态度？说话更谨慎了？
钱文忠：绝大多数的媒体是非常好的，虽然好多媒体发表了批评我的文章，或者挑刺的文章，我觉得他们的出发点都特别好，希望把这个事情弄清楚。那么有些文章言词很激烈，我都非常感谢。但是如果有些媒体断章取义的，完全为了造成一个轰动效应的，这个就大可不必了。
山东商报：上次看到您手上硕大的金色戒指，现在还保持戴戒指、穿名牌衣服的生活习惯吗？
钱文忠：其实老辈学者很多是戴戒指的。就如周一良先生，周一良先生戴的那个结婚戒指是在非常特殊的年代，到海淀，找了一个，那时候有这种匠，叫什么匠不知道，就把它锯掉，因为他戴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周先生是一九一几年(出生)，也已经五十多了，一直脱不下，是锯掉的。我还可以一直戴着，这个很正常。说到穿名牌，可能因为我的体型太恶劣，一般的好像买不到，定制来的衣服也比较合身，我根本不会太在意它是一个什么牌子。
山东商报：现在可以用“功成名就”来形容您的状态吗？
钱文忠：谈不上“功成名就”，生活还在继续。
■ 记者手记
倾听者
和钱文忠结缘始于《三字经》。
2009年冬，央视《百家讲坛》联手钱文忠解读《三字经》，在备受金融海啸侵扰的寒冬里，他的讲演创下该栏目一年来收视率新高。一度收视低迷的《百家讲坛》将宝押在了钱文忠身上，节目内容也从帝王将相回归国学经典。节目播出前，通过邮件采访了钱文忠，听他谈对国学的解读与认知。“山东是儒家文化发祥地，《三字经》中的许多观念确实与儒家文化息息相关。一个省的强大不仅应该经济强大，也应该文化强大才对。山东有文化强大的底蕴和基础。”
当年春，钱文忠应第二届中国(滕州)国际墨子文化节之邀现身滕州，讲述《墨子的当代价值和世界意义》。面谈前，与他同游当地博物馆。在那些精美的汉画像石前，他看得仔细，不时发出赞叹之声。由于此前听到太多关于他那些价值不菲的万宝龙笔和专职司机的描述，我特意观察一番。司机穿着规整的制服，戴白手套，像极了上海年代剧里的腔调。面对面访谈时，他语调谦和、内敛。他对媒体的态度在当时并不复杂，虽有多次被媒体断章取义的曲解带来的困扰，却没有表现出可以理解的激昂。他多次提到媒体对于国学及文化宣传的积极作用，显得坦率而不乏真诚。他腕上的金色戒指和大串佛珠引发了我的兴趣，采访结束时，我上前一步问了他几个关于配饰的问题。在身边人的催促下，他依然停下脚步，耐心回答，那侧耳倾听的表情像个学生——他总是自觉的在身体语言上表现出礼貌态度。
2009年7月，季羡林逝世之际，我不得不在当天下午致电钱文忠，请他谈谈对先生的追思。我做好了电话干脆拒接，或是以礼貌的理由拒绝采访的心理准备。拨通电话后说明来意，尽管他事务繁忙、心情低落，但考虑到我的工作，依然配合地发表了看法。
而今，他潜心三年，根据读者的意见重新解读《三字经》。一个知名学者，倾听读者声音，公开承认自己此前的错误、不妥，这，也是一种勇气。
■ 简介
钱文忠，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复旦上海视觉艺术学院特聘教授、中国文化书院导师、北京电影学院客座教授、季羡林研究所副所长、北京大学《儒藏》精华编纂委员会委员。
著作有：《瓦釜集》、《末那皈依》、《季门立雪》、《天竺与佛陀》、《国故新知》、《人文桃花源》、《玄奘西游记》、《巴利文讲稿》、《钱文忠内外学》、《医圣李时珍》、《汶川集》(合著)、《钱文忠解读<三字经>》(大陆版和台湾版)、《钱文忠解读〈弟子规〉》(大陆版和台湾版)、《钱文忠语录：颤栗的道德底线》、《钱文忠语录：风化的传统基石》、《我的老师季羡林之学生时代》、《钱文忠说即墨》，《戊子草》，《己丑草》，《庚寅草》，《班墨传奇》，《传统的再生》，《禅话·画禅》。译作有：《绘画与表演》(合译)、《唐代密宗》、《道、学、政》。另有资料编集与古籍整理十余种，发表各类论文二百余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