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货当真古董卖
方兴庆曾将仿制青铜器悄悄埋到地下，再当着古董贩子的面挖出来
铜镜仿制完成后，方兴庆他们遇到了第一桩买卖。两名男子被引进了方兴庆的大门，对方是许昌市神垕镇人，在广东做生意。
对方很爽快，方兴庆和路治群每人卖了两块铜镜。两人各得钱五六百元，这相当于路治群一年的工资。
“那时候都是按真古董卖。”方兴庆说，那时的古董贩子也不一定真懂门道。两三块钱的青铜镜，不出村也能卖大价钱。
直到现在，方兴庆还称，亲戚家里有真古董，卖7万。他说，引荐卖货，给中间人分成的做法，他多年前就用过。这被人称为“做局”。
方兴庆有被警察抓的经历。
他假货真卖的仿制品，古董贩子买走后又转手卖给下一个古董贩子或收藏者。在这种交易被警方抓获后，顺藤摸瓜，就找到了方兴庆。
“我说我是做的仿制品，不是古董，警察也没办法。”方兴庆不止一次被罚，铜器被没收，不过他会再起炉灶。
他说，一来二去被抓的次数多了，也就没人愿意抓他了。
路治群也被公安局、文化馆等罚过两三次款，每次罚个一两千。
有人说，方兴庆曾将仿制的青铜器悄悄埋到地下，再当着古董贩子的面从地里挖出来，没人不相信是真品。方笑着说，他干过。
他说，上世纪80年代，他曾一块铜镜卖了1000元。他盖起村里当时最豪华的三间砖瓦房。
上世纪90年代初，来烟涧村的陌生人渐渐多了。
刘克铎的孙子刘跃强记得，陌生人手里拎着大提包或包装带编织的篮子，下了客车，低头径直走向某户人家，很少说话。
然后这些陌生人拎着重重的东西出村。
仿造青铜器的事，悄悄在村里流传。
此时期，陌生人带走的不再是铜镜和小铜佛。此时的烟涧村，迎来了一次“技术革命”。
“技术革命”带动全村
方兴庆称，他一气之下把技术教给了村里人，“学的人多了，看你怎么抓”
第一次技术革命，同样与方兴庆有关系。
方兴庆说，大件青铜器的仿制技术，来自几公里外的汝阳市妙水村。再加上同村几个人的苦心研究，“这项技术”很快被拿下。
3月27日，方兴庆说，在高中同学帮助下，他在洛阳轴承厂看过一次轴承翻模，很快就掌握了要领。
各式各样的青铜器，来自方兴庆无意中得到的一本“战国时期青铜器”画册。无论是和人聊天还是面对电视镜头，方兴庆都沿用了这个说法。
现在，村里每个仿制户家中都有一摞青铜器画册。
烟涧村每人约1亩地。一半坡地，一半水田，单靠种地养不住人。
村民方明伟回忆，他和妻子1998年左右开始学做青铜器。此时，村里的加工作坊已经有几十家。
黄铜的价格是每公斤10元左右，一件一公斤重的仿古铜器，成本不足20元，批发便能卖到200元。
村民刘太敏的仿古生意干了十几年。他曾现场观摩方兴庆们的加工过程。他说只看了半天就学会了。他称是他真正把技术传给了村里人。全村仿古作坊里，80%的人是他教的。
方兴庆则认为，村民造青铜器的技法是他的真传。他说因为警察经常找他的麻烦，他一气之下把技术教给了村里人。“学的人多了，看你怎么抓”。
“烟涧造”不再是秘密
烟涧村人习以为常的是，他们在电视里一眼就能辨出“烟涧造”，还能判断是谁家的货
“很多人先是打工，学段时间就自己做。”村民周普照说。
周普照之前是个买卖牲口的中间人。他说上世纪90年代末，仿古品生意太热了，村里仿古作坊订单不断增多，家庭作坊全家动员也忙不过来，便邀请亲戚和邻居帮忙。
在帮忙打工时，周普照掌握了做青铜器的本领。虽说有20余道工序，不过周觉得学起来并不难。
闭门造铜器由此发展到规模化。
新入行的年轻人敢干，小物件做着不赚钱就做大件。从三五斤的青铜器，变成几千斤的大家伙。
至于模型，很少人看到过真古董，几乎全是按照画册上的图片翻模。反复试验，毁了再做。也有人则干脆跑到潘家园市场，偷偷买个成品，回家翻模。
上世纪90年代末，随着青铜器作坊变成几十家，“产业化”形成，村里出现了专门卖石蜡、漆料的，甚至模型都有了专门供货商。
方智科也在这个时期加入了青铜器烧制的行列。他是烟涧村现任村支书。
一个人每年能赚两三万元。多数家庭能年赚三五万，少数作坊能赚几十万。
文物所和派出所的人，不再经常进村。青铜器制造已经不是秘密了。
批发商也不再偷偷摸摸。最初的买家从洛阳本地来，后来有来自北京、上海的，直至全国各地都有人慕名而来。
一名临街店女子见到，一名北京客户平均一星期进一次货，一次几百件。拉到北京的潘家园市场，一两百的东西卖到上千元甚至更多。
方智科说，村里最多时曾有300多家青铜器作坊，能做出1000余种仿古青铜器。
每家的手艺有不同，产品都存在差异。烟涧村人习以为常的是，他们在电视里一眼就能辨出“烟涧造”。
方明伟的妻子焦利勤，不时会看电视里的鉴宝栏目。收藏者捧着几万元买来的青铜器视如至宝，专家瞄了一眼，给出答案：“这是洛阳伊川县烟涧村生产的。”
焦利勤则边看电视边和家人分析，“这是咱村谁谁谁家的货”。
她也会为上当的买主惋惜。她说服自己的理由是，他们做的是仿品，卖的是工艺品的价钱。至于客商是否拿青铜器骗人，不在他们的掌握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