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定故居，就能保护？
在康有为的外孙陆康看来，政府部门应该管理好名人故居、遗迹，“因为故居不仅仅是房子，还有很多故事，其物品、房间、建筑，都是历史的传承。”
但若将保护名人故居的工作完全交给政府部门，是不切实际的。
据伍江介绍，我国1961年制定《文物法》时，考虑主要是“可移动文物”的保护，而之后考虑到大量 “不可移动的文物”，主要是建筑类的房屋、坟墓、遗址等，便开始分批设立“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允许省、市、县各级设立文物保护单位。
但随着文物普查工作的深入，发掘出越来越多的不可移动文物，其中的一些不能很快地列入各级文物单位，而且“国家和地方无法负担如此众多的文物保护单位，因为这不仅需要出钱，还要设立管委会，设立编制”，伍江说。
于是《文物法》修订中，提出了“登记不可移动文物”的概念，即将有价值的不可移动文物登记在册，前不久在北京引起轩然大波的“梁林故居”便在其中。
“但这个名单越长，文物保护却越来越被动，因为虽然已经‘登记’，但却不是文物保护单位，不受《文物法》保护。”伍江说。
所以，即使将某名人故居认定为“登记不可移动文物”，若真要保护起来，却还急需法律法规的完善和整合。
《文物法》之外，能做什么？
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与考古司副司长陆琼认为，在名人故居标准制定出炉前，不妨通过设立历史文化名城、名街等方式，将尚未列入各级文保单位的名人故居纳入保护范围。而在伍江看来，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名街已经颁布了不少，但法律保护却没有真正跟进，没有具体的保护措施，也没有具体可行的惩罚措施。
在这方面，不仅仅需要法律的整合，还需要文物保护部门、文化部门、建设规划部门的政府职能整合。“上海曾出台《上海市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上海规划局也曾设想‘规划保留建筑’，在规划审批等方面设立门槛，至少让有价值的建筑和住宅不被轻易拆掉。”伍江说。
据杨继光介绍，静安区已建立了完善的文物保护网络系统，相关社区都有文保委，有专人或培训过的志愿者负责。如发生房屋结构变动，会在第一时间通知文史馆。“如果文物建筑的使用者是单位，那我们也会与之签保护协议，要求进行原汁原味的保护、修缮，包括消防等。锦江集团的马勒别墅就是这样。”杨继光说，“还有些文物保护单位仍属家族所有，如果后人想用‘故居’的名义进行商业开发，我们可能会劝阻；如果目的是保护、利用、宣传，我们会提供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