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之外】
对权力丧失悲悯的担心
对一个普通人物而言，笑对灾难，对其只能有道德上的谴责。但对一名官员而言，就没有那么简单。
责任之前，先考量道德。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有人有殇，不歌于侧；人有喜，不泣于旁”，这是最底线的世故人情。唐钧教授的笑之所以引发质疑，首先在于其不合时宜——面对两名农民工冻毙于立交桥下的惨剧，不该面带笑容。而诸多“微笑官员”遭遇诟病的表面原因也在于此。
物伤其类，何况于人。
唐钧的笑容引发争议后，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在微博中为好友抱屈：“唐教授不适合去做这类节目。他平时说话的表情就很喜庆的样子。就像我不能做喜庆节目一样，总是苦大仇深的样子。实际上，唐教授就曾多次帮助过我们街头救助活动。”
与唐钧教授获得一些谅解不同的是，官员“不合时宜的笑”招致的基本都是批评声。
在杨达才“惊人一笑”之后，《中国青年报》 发表评论说，在惨烈的事故现场，越是春风满面的微笑，越是让人心寒齿冷。在人道与生命法则面前，一切制度设计及权力构架的本色都会暴露无遗。这是一个拒绝道德暴力的年代，但这更是一个张扬人性情怀的年代，虽然，公众没有权力要求你悲伤，但我们总能在“笑场”的诡异中，读懂权力的失范，或者警醒秩序的荒诞。
换言之，对一个普通人物而言，笑对灾难，对其只能有道德上的谴责。但对一名官员而言，就没有那么简单。我们无法通过表情来评价一名官员，但我们有理由怀疑，在灾难前微笑的官员是否具有悲悯之心，我们也有理由怀疑，一名缺乏悲悯之心的官员能否在社会管理和为民代言中秉持以人为本的理念，我们更有理由怀疑，面对民众灾难时的坦然一笑，是否已经代表着权力的失范，和管理的荒诞？
这才是公众最担心的。
【并非私事】
身份决定“表情责任”
灾难现场的微笑，其实与饱受诟病的官员“雷语”一样，是背离了民众预期和情感的行为，遭受民意的反弹也在所难免。
厦门卫视总监邹振东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如果碰到一个神秘的会议不能采访，电视台的菜鸟很可能会选择放弃，但资深的记者则会选择等待，他们等待一个场景，那就是会谈者走出会场时的那一刹那。与会者或许不会走到话筒前，他们会躲着镜头快步离去。菜鸟会问：花十几个小时，等待一个沉默无声的镜头，值得吗？资深记者的回答是：值得！因为，表情会暴露一切，在走出来的一刹那，会谈者很难掩饰自己的表情，而通过表情可以获知会议的结果。“如果那些人老谋深算，特别会掩饰呢？”菜鸟质疑。老记者会告诉他：“一个被掩饰的表情，可能是更有价值的新闻！”
这个故事讲述了一名官员与普通公众人物的不同——其身份所代表的管理理念，政策决定者和执行者的背景，决定了其表情后面的涵义亦不同。
2011年温州动车事故发生后，时任铁道部发言人王勇平的表现备受诟病。王勇平的好友、前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给王勇平写了一封信，对其发出“善意的批评”。信中表示，“那天发布会上，你的语态太强势了，语调过于高亢、激昂，不像犯了错的，倒像是别人犯了错。神态也有些不合，比如眼睛总是向上，时时有松弛和自然的样子，最不该的是有网友电视截屏中你职业性的微笑，这样的场合是断不该有的。”
不错，如王旭明所言，在灾难面前，我们没有权力要求所有人与受伤害者感同身受，但对于公众人物特别是官员而言，他的表情、态度，实际上代表着权力、政府甚至整个社会对受伤害者的表情和态度，代表着一个社会权力伦理的健康与否。
在这样的语境下，官员的表情已经不是一件私事，“平时的面相”，也不能成为不合时宜的笑的开脱。
灾难现场的微笑，其实与饱受诟病的官员“雷语”一样，是背离了民众预期和情感的行为，遭受民意的反弹也在所难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