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充学校教师,以孩子在学校生病或受伤送医院抢救急需用钱为由,让学生家长向银行卡账户汇款。近日,浙江省杭州市公安局破获系列冒充教师诈骗学生家长案件10余起。
《法制日报》记者近日从浙江省公安厅了解到,截至目前,浙江全省今年以来电信诈骗案件发案数达1.98万起,造成经济损失1.5亿元。
电信诈骗花招层出不穷
“你儿子胃出血,已经送省人民医院。”10月16日10时左右,家住杭州市下城区的徐女士接到了自称是儿子学校老师的电话,情急之下,赶紧按“老师”的要求把3万元打到了指定账号。
没想到过一会儿,又接到催促电话:“你怎么还没到啊?要输血,还需要两万元。”徐女士顾不上多想,又汇去两万元。
同去的朋友发觉不太对劲,到银行一问,发现对方账号只剩29792元,之前的钱已被取走。“你儿子缺氧,还要再汇18000元。”再次接到电话的徐女士发现自己被骗,损失了5万元。
杭州市下城区办案民警杨建钢介绍,实施这起诈骗案的5人犯罪团伙在福建省厦门市落网后,现场除了赃款7万余元、笔记本电脑等,还有厚厚一叠诈骗脚本,里面老师、医生等角色分工极细。
据犯罪嫌疑人交代,该团伙由黄某提供打诈骗电话时的稿词、学生和家长的姓名及通讯资料、作案时的SIM卡和手机；陈某和另一陈某冒充教师负责给学生家长打电话；黄某和杜某则充当医生；苏某专门负责取钱。每次诈骗得手后,冒充教师和医生的嫌疑人各提取10%,苏某提取30%,黄某提取50%。
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支队长余伟民向《法制日报》记者介绍,今年以来,杭州市电信诈骗犯罪持续高发,1月至11月,涉案数3252起,最近两个月就发生电信诈骗案599起,被骗金额达2074万元,其中被害人通过银行ATM机转账294起,营业网点零柜转账249起,网银转账39起。
“犯罪手段从以前的冒充公检法机关以事主涉嫌犯罪、信用卡诈骗为主,演变为冒充社保等各类机构以医保卡涉案、领取生育补贴等各种名义并用。”余伟民说,犯罪嫌疑人改变了以往盲打电话用户的策略,而是通过非法渠道购买大量的车主、保险、生育等个人信息,有针对性地拨打事主电话,更具欺骗性。
杭州警方根据近一个月的案件分析发现,冒充熟人以各种名义借钱的占21.5%；以事主医保卡、社保卡涉案的占15.4%；以领取生育补贴为由的10%；称事主涉嫌洗钱的占9.4%；邮包涉毒案件占7.9%；退购车房税诈骗占5.8%。
从跨区域转向跨国作案
“你的社保卡在福州违规使用,已经被警方冻结。等会儿会有相关民警与你联系。”项先生一直在杭州笕桥做服饰生意,11月20日,他接到一个自称是福州市社保局工作人员打来的电话,起初没有相信。
过了几分钟,项先生接到一个自称张警官的人打来的电话。“我是福州市公安局的民警张某,你不但社保卡有问题,银行卡也有问题。一个贩毒集团打了250万元到你的账号上,你已经涉嫌‘洗黑钱’,我们将对你进行人身关押,如果你要洗脱罪名,必须接受审核。”这名张警官说,“你如果不相信我们是公安的话,可以用手机打114查询。”
项先生将信将疑,查了114,发现确实是福州市公安局的电话,便慌忙向“张警官”求教,电话又转到了“检察长”那里。“检察长”说:“办法只有一个,你把账户里所有的钱先全部转到我们的安全账户,由我们进行鉴别,看你的每一笔钱是否合法。”
就这样,项先生在当天下午通过网银将399万元分6次汇到了这名“检察长”指定的3个账户上。事后,越想越不对劲的项某报了警,但已经来不及了,两个小时内,对方就用网银转账将这笔款分转到447张银行卡上,在台湾某地取现。
记者从杭州警方了解到,打给项先生的固定电话信号源来自柬埔寨,在进入大陆电信网前,已通过改号软件,修改为福州警方的电话号码。在项先生网上转账后,对方立即通过韩国、日本、中国台湾3处的网络,将钱转账取现。
“电信诈骗是远程犯罪,已逐渐从跨区域到跨国度。”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二大队邵晓东告诉《法制日报》记者,诈骗嫌疑人采用境外取款的方式,部分嫌疑人甚至是境外籍,通过网络在境外拨打网络电话、异地转账、异地取款,给警方侦查和办案都带来了较大的困难。
邵晓东介绍说,过去,诈骗犯罪嫌疑人通过租用电信营运商的通讯线路进行改号、使用群发器进行盲目的语言群呼,现在升级为嫌疑人与受骗人点对点的通话实施诈骗。这些手段使得嫌疑人隐藏更深、欺骗性更强,事主上当的几率更高,也加大了打击难度。
通信服务转包出现问题
“从境外呼叫到大陆,需要落地的服务器。”邵晓东在办案中发现,作案线路的价格是普通线路价格的1倍以上,有的甚至是两三倍。一些通信运营商为谋求利益,会把部分通信服务转包给二级、三级代理,但问题往往出现在这些代理商身上。这使得不法分子有机可乘,较容易找到非法服务商购买服务。
杭州市政协常委、信息处处长张少华对《法制日报》记者说,目前市民在向通信运营商缴纳的费用中,有一笔费用为来电显示费,这就要求通信运营商为消费者提供真实的来电号码。而犯罪嫌疑人利用改号软件修改后的号码,也是通过通信运营商推送给消费者,电信运营商在实施诈骗过程中存在管理缺失。
浙江省法学会金融法研究会会长李有星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说:“项先生这个受骗的例子,其中很关键的一个环节是他查询114后,出于传统习惯对公权力机构的信任,对这个经改号的号码产生了误信,因此造成了损失。而这种误信是因为电信运营商没有显示准确号码所致,电信运营商存在过错责任,可以依据过错责任索赔。”
诈骗案或引发过激行为
“银行对网银转账真实性存在监管盲点。其规定大额支付即5万元以上需要查验身份,而5万元以下则可以直接转账支付,这就给犯罪团伙提供了便利空间。”李有星认为,银行除了对办卡的准入环节审查外,对于小额分散型的资金流向,如果通过网银的终端操作,银行不可能做到常态性审查,但对于营业网点零柜转账业务,银行是完全有能力履行防范诈骗的安全提醒义务。
“银行转账是电信诈骗最后且最为关键的环节。”杭州律师胡祥甫告诉《法制日报》记者,根据合同法规定,消费者在银行汇款时,银行有义务做到协助、通知和相关提醒工作,这是依据储蓄合同存款合同产生的附随义务,属于法定义务应当履行。否则,受害人可以起诉银行获得部分赔偿。
“电信诈骗案件重在预防,因其追偿难度大,受害人蒙受的巨额损失很难追回,还会衍生出社会治安事件。”杭州市消防支队宣传科科长胡辉向《法制日报》记者介绍说,据消防指挥中心统计,今年以来,因电信诈骗致使受害人采取了一系列过激行为,类似跳楼、自残、恐吓的案例屡有发生,给家庭和社会造成了不良影响,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加强防骗意识宣传。
目前,杭州多数银行已经实现了对汇款用户进行防诈骗的提醒。据统计,今年以来,警方和银行联手成功防范30多起电信、电话诈骗案件,成功拦截百万元汇款。(记者陈东升 见习记者王春 通讯员来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