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生因素&外生因素：中国怎样跨过“中等收入陷阱”
主持人：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2010年我国人均GDP达到4400美元，已经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行列，面临着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与那些已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相比较，中国经济表现出哪些特点？
张晖明：除了发展阶段和环境条件的不同以外，还有中国的特殊国情、人口规模以及与此相关联的巨大的内需市场，还有自身的体制特点。比如，中国的地区发展差距较大，东、中、西部，以及南、北部的差异都较大，在产业结构、人口分布结构、市场经济体制的发育程度等方面形成了典型的区域间差异特点。即使是以常用的国民收入水平、内生能力来讨论“中等收入陷阱”产生的可能原因，我们不同企业、不同区域之间也是有很大差异的。
孟捷：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前提，是构建一系列制度，使全社会的剩余能够充分转化为生产性投资和创新，而不是奢侈性消费和资产投机。目前政府对房地产价格的抑制政策是必要的，因为它是创造上述前提的必要条件，即逼迫各渠道产生的剩余，最终不是流入投机和非生产性消费，而是用于生产性投资和创新。
发达国家战后“黄金年代”的形成原因有两个：其一是在第三次技术革命基础上实现的生产性投资和创新的热潮，其二是在此基础上实现的农业劳动力的工薪阶级化和与此相应的城市化。我认同这种观点，即“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质可以概括为“农业劳动力的半工薪阶级化陷阱”。我国目前大规模半工薪阶级化的农民工的存在，一方面看是改革的成就，但从另一方面看，如果这些人不能彻底脱离土地，真正转为市民，中国就难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因此，跨越“陷阱”的问题实质上是现代社会结构能否形成的问题，这其中，农业劳动力的工薪阶级化是关键。
周文：与拉美国家相比，中国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有相似性和差异性。相似的是社会风险，比如收入差距过大问题。不同的是经济风险，比如，经济增长的传统比较优势在退化，面临产业空心化、产业结构升级困难、经济增长的内驱动力不足等问题。
主持人：中国目前高度依赖外需市场的发展模式，被认为是可能导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另一方面，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内需不足、全要素生产率低等内部因素也是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巨大障碍。请问各位，中国要跨过“陷阱”，最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什么？
周文：探讨中国如何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其实质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很多人认为收入分配不是导致陷入“陷阱”的原因，只是发展过程中的现象。但我认为，这恰恰是关系到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关键。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富人收入消费倾向低，穷人没能力消费，最终会因内需不足导致经济增长乏力。因此，中国要避免落入“陷阱”，关键要把收入分配问题解决好。
张晖明：拉美国家之所以落入“陷阱”，是因为他们步入中等收入阶段的驱动力量不是内生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都是借助经济全球化、引进大量外资与外部技术、依托外部市场等途径，进入到了中等收入阶段的。正因为是外生的驱动力量，所以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停滞不前，收入分配不合理等问题会不断加剧，以至于继续努力创造的积极性下降。
我认为，驱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力量，应该是经济体制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在我国近几十年体现为“改革红利”，比如放权让利、政治集权与经济分权导致的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等等。体制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表现为：体制自身的纠错能力、系统配套能力、协同能力。必须承认，我们今天的体制在协同能力方面还存在着很大不足。
孟捷：我也认为关注的重点应是一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驱动力。二战后发达国家出现了一段时期的繁荣发展，对此有不同解释，一种观点与周文教授相似，即收入分配的观点：战后出现劳资关系的妥协，雇佣劳动关系出现重大调整，从而使大多数人的收入增长获得了制度性保证，进而对消费品需求形成制度性保证，并进一步刺激投资，投资增长刺激利润，利润增加又促进新投资，最终形成良性循环。
这正是调节学派（Regulation Theory）对战后“黄金年代”之所以产生的著名解释，即把收入分配的制度性改善作为“黄金年代”经济增长的唯一重要基础。但这个理论观点是片面的，因为它的核心假定之一，即产出和消费的并行增长，在一个以利润为目标的经济制度中是难以长期维系的。事实上，促进了战后“黄金年代”经济增长的另一个关键因素，是在第三次技术革命基础上实现的投资高涨。那种把收入分配作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唯一重要前提的观点，在理论上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了调节学派的影响，把问题简单化了。
主持人：三位教授对于我国如何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形成了两种观点：周文教授认为重点是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张晖明、孟捷教授认为是要提高经济增长的内生驱动能力，孟捷教授更明确指出，这一内生驱动力应是基于技术创新基础上的扩展型投资的大规模增加。那么，还有什么办法有助于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张晖明：中国是借助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机会而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将来必须考虑：后续的技术创新能力是否培养出来了？是不是还有新的外部市场需求给你创造新的发展空间？今天，发达国家面对金融危机已紧缩了消费，导致我国的出口非常困难。在此背景下，周文教授讲的是对的：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自身GDP实现的外向依赖度几近70%，经济运行和产出的稳定性必然会受到外部经济体的影响。但要注意，即使是借助重视收入分配等手段，通过启动内需来推动生产发展，最终还是要聚力于内生性的、驱动经济发展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技术因素、组织因素和体制因素。可以说，解决收入分配不合理的根本措施还是要解决规避“中等收入陷阱”的制度条件和生产力条件。
孟捷：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意味着最终实现了现代化和工业化。中国通过改革开放转移出3亿左右农村人口，还有2亿多没转移出来。为什么没有转移出来？因为中国经济还不存在足够完善而发达的分工体系和国民价值链，还没有形成扩展型投资的浪潮，从而在一个足够高的工资水平上吸纳他们就业。因此，应改革那些妨碍了生产性投资和创新的制度结构，不能离开这些一味强调收入分配的改革。
周文：我们的观点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的。从中国的优势来看，过去有劳动力比较优势。而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劳动和资本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在剩余分配中劳动的份额要上升，资本的份额要下降。资本分离出来做什么？当然是推动技术创新。劳动份额的增加，就是深化体制改革。
张晖明：收入分配方面的改革调整可以是近期着力推进的工作，这有助于协调内外需关系，找准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消费需求推动因素，有效防止跌入“中等收入陷阱”。长期需要解决的问题，则涉及到国民收入分配主体之间利益关系的调整，这需要通过财税体制、投资体制、产业规制方式、资源定价体制和社会保障体制等方面的改革来予以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