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看完电报后，在房间内来回踱步，一面点头，一面说道：“好！好！克诚同志的建议非常重要。”
黄克诚虽双眼近视，但内心却有一架“望远镜”。他远见卓识，深谋远虑，总是从全局出发考虑和处理问题，在政治上、军事上向党中央提出过不少重要建议。有些在重要历史关头的建议与党中央不谋而合。
抗战胜利后，国共举行和谈，黄克诚洞察到蒋介石的阴谋，那就是假和谈之名，行内战之实，企图一举公开或暗地解决共产党，独霸全中国。为此，他时刻都在思考我党我军的大政方针。当得知苏联红军进军我国东北，一举消灭日本关东军后，他敏锐地意识到这是八路军进入东北的大好时机，遂建议华中局向中央发电报提出建议。在遭到饶漱石的反对和讥讽后，黄克诚以一个老党员、老战士的强烈使命感和责任感，毅然以自己名义起草了电报，并当即发出，时间是1945年9月14日。他在电报中向中央揭露蒋介石的和谈阴谋，并具体建议：东北既能派队伍进去，应尽量多派，至少应有5万人，能去10万为最好。并派有威望的领导人去主持工作，迅速创建根据地，支援关内斗争。以晋、绥、察等地为关内第一战略根据地，应集中10万主力，进行消灭傅作义、阎锡山、胡宗南之决战，达到控制整个察、绥与西北部和太行山全部。以山东为关内第二战略根据地，应集中5万主力，待敌人缴枪之后，在济、徐、胶、海铁路进行决战，达到控制整个山东。其他各地区，则成为二大战略根据地之卫星，力求争取局部决战之胜利，若不可能时，即以游击战争长期周旋。为执行上述方针，他建议：山东应调3万人到5万人去东北，华中应调3万人到6万人去山东。在河南和平原主力的一部，应调山西。江南一师主力应调回江北，只以一部留在江南活动。一师为新四军之坚强部队，目前向敌作战毫无希望，估计将来被截断之后，会被迫打游击。以坚强主力去打游击，极为不利，故应迅速北调。最后，他在电文中说明：我对各方面材料了解甚少，可能有片面之处。但我认为目前我党若没有联系一片的大战略根据地，就不会有大的胜利；若没有大规模决战的胜利，就不会有联系一大片的大战略根据地。故集中兵力进行决战，当为当前之急。如依靠谈判或国际干涉，均带有极大危险性。是否有当，请考虑指示。
在延安，中央对黄克诚的建议十分重视，遂即专电转给正在重庆谈判的毛泽东，毛泽东看完电报后，在房间内来回踱步，一面点头，一面说道：“好！好！克诚同志的建议非常重要。”
9月19日，中共中央即向各中央局发出了《关于目前任务和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和部署的指示》，其与随后的军队部署和控制东北的命令，都充分表明在中央的决策中已完全采纳了黄克诚的建议。
9月23日，黄克诚奉命率新四军第三师主力3.5万人，开赴东北。行前，他命令部队带足武器，并置办了棉衣。当时中央指示其部在山东停留一段时间，但黄克诚认为抢占东北时间紧迫，遂致电中央：部队不应停留。中央回电同意兼程北进。11月25日，该部抵锦州附近。当时，东北局面混乱，黄克诚鉴于部队面临“七无”困境，即无党(组织)、无群众(支持)、无政权、无精兵、无经费、无医药、无衣服鞋袜等，电谏中央，建议暂不作战，作短期休整，并以一部主力占领中小城市、建立乡村根据地，作长期斗争之准备。11月27日，他又致电中央：“东北特工、土匪甚多，如不及早着手建立根据地，我主力在东北亦很难应付。”两天后，中央回电，指示有关问题可与林彪协商。黄克诚又即电东北局，详陈建立东北根据地的建议。在未得回音后，他又连电两封，仍无消息，遂登门找到林彪，与之详谈。林彪同意后，由黄克诚草拟电报，经林彪过目，急发毛泽东。12月28日，毛泽东回电，这就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指示，明确指出我军在东北的战略是“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积蓄力量，转入反攻。指示非常透彻地阐述了建立东北根据地的极端重要性：“必须使一切干部明白，国民党在东北一个时期内将强过我党，如果我们不从发动群众斗争、替群众解决问题、一切依靠群众这一点出发，并动员一切力量从事细心的群众工作，在一年之内，特别是在最近几个月的紧急时机内，打下初步的可靠的基础，我们在东北就将陷入孤立，不能建立巩固根据地，不能战胜国民党的进攻，而有遭遇极大困难甚至失败的可能；反之，如果我们紧紧依靠群众，我们就将战胜一切困难，一步一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可以说，在确定东北大政方针的过程中，黄克诚作为忠诚的战士，以自己的雄才大略，尽到了一份心力。
“现在有些人要丢掉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或要批判毛泽东思想的重要部分，我认为这样做是危险的……”
1955年，黄克诚被授予大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6年，当选为第八届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并被任命为军委委员。1958年10月，兼任总参谋长。
1959年7月，在庐山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彭德怀受到错误批判。黄克诚在会议中间被叫到庐山参加批彭，但他在会上却公开表示同意彭德怀的看法。在这严重影响他政治命运的关头，有人提醒他只要与彭划清界线，就可以解脱，可他回答：“落井下石也得有石头，可我一块石头也没有。我决不做诬陷别人的事。”结果，他与彭德怀、张闻天、周小舟一起被打成了“彭黄张周反党集团”，撤销一切职务。“文革”中又遭残酷批斗，身体受到严重摧残。
粉碎“四人帮”后，黄克诚得以平反。1978年12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被增补为中共中央委员，并当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1982年又担任中纪委第二书记。此时的他，年届八旬，且双目已经失明，但仍大刀阔斧地抓拨乱反正工作。他强调纪检干部要秉公执纪，要敢于在太岁头上动土，从老虎口中拔牙，只要是做了危害党和人民利益的事，天王老子也不放过。而对那些受过错误处理的同志，他则以极大的同情心，排除一切干扰，为他们平反昭雪。但他对自己所受的委屈却从不计较，就连庐山会议后被降的两级工资也不要求恢复。他说，多少同志为革命牺牲了，我现在有吃有穿就行了。
上世纪80年代初，针对当时党内和社会上少数人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肆意诋毁，黄克诚敏锐地意识到这个问题不能等闲视之。他认为，如何使党和干部正确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团结起来向前看，“这对我们党和国家来说，是一个根本问题”。经过深思熟虑，他于1980年11月27日在中纪委召开的会议上，发表了《关于对毛主席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的长篇讲话。他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联系自己亲身经历的历史事实，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做出了科学评价。他说：“在毛主席晚年，我也吃了些苦头。但我觉得，对于这样关系重大的问题，决不能感情用事，意气用事。”他指出：毛主席给我们留下了一些消极因素，这只是暂时起作用的东西，经过我们努力是可以克服的；但是，他留下的最宝贵的财富即毛泽东思想，却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现在有些人要丢掉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或要批判毛泽东思想的重要部分，我认为这样做是危险的，是要吃亏的，是会碰得头破血流的！”他的讲话一结束，全场立刻爆发出持续长达几分钟的热烈掌声。这篇讲话在北京各大报刊发表后，立即在全党全军全国引起强烈反响。许多党员、干部读后热泪涌流，纷纷给报社和黄克诚本人写信，有的称赞他实事求是，敢讲真话；有的对他光明磊落，不计个人恩怨，忠心为党为国家着想的高尚品格表示钦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