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八亿元的亚洲最大体育场不到10年就被拆除，城市规划越变居民生活越不方便。“败家式”的政府决策为何屡屡刺激公众早已脆弱的神经？官员的政绩冲动为何总是与百姓的利益背道而驰？当这一切从“个别现象”演变为“常态化”的时候，是我们应该审视体制和制度的时候了。制度永远引领着行为。说得再好听没有实际实惠，做错了没有人来承担责任，做对了也不会受到肯定，政绩考核与百姓的需要不搭界，逆向行为怎会不频现？
短命体育场浪费八亿公帑要追责
建设投入约八亿元，使用寿命却不到10年——6月3日，沈阳绿岛体育中心被爆破拆除。这座曾被冠以“豪华、地标、最大”等字样的亚洲最大室内足球场，在投入使用后却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由于体育场地处沈阳市郊区，近些年来又与沈阳奥体中心、铁西体育场等大型体育场馆形成竞争关系，导致利用率较低，到被爆破拆除前，绿岛体育中心已经沦为一座仓库。绿岛体育中心被拆除之后，它的旧址将用于商业地产开发(6月5日《中国青年报》)。
“损失浪费比贪污腐败更可怕”，前任审计长李金华的这句话之所以如此正确，最关键的原因就在于：贪污腐败毕竟还有东窗事发之虞，可是损失浪费却几乎不用承担任何责任。相反，损失浪费得越多，或许GDP政绩就会越大。前任说建就建了，八个亿的投资，于是被写进他的政绩本；后任说拆就拆了，从爆破到卖地再到商业开发，地方财政赚了钱官员同样赚了政绩；后来者也许某一天又会新建一座更豪华的体育场，接着又被新的官员拆除开发……如此往复循环，个个政绩显赫。
显然，在官员拍脑袋决定或建或拆的时候，纳税人的钱根本不被作为考虑的内容。而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纳税人不但没有表达意见的权利，甚至连知情的权利都没有了。突然就建了，突然又拆了，没人想到要征求一下社会公众的意见，即便所有的经费都是由他们来全额埋单。沈阳绿岛体育中心当初为何要建，如今又为何非拆不可，我相信沈阳市民并没有被事前告知过；当他们知道的时候，一切已经成为既成事实。作为纳税人，只能弱弱地感叹一番：要是把这八个亿用于民生福利该多好啊。
建筑浪费愈演愈烈的关键原因就在于没人来对这些败家工程追责，外部公众没有参与和监督的权利，内部追责制度也迟迟未能建立。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官员的决策行为往往都很冲动和短视，短期经济利益的考虑要远多于长期社会效益的考虑，城市公共设施的建设决策与社会公众的实际需要严重脱节。
具体来说，一些官员宁愿耗资巨大建起一座最大的、豪华的、地标性的体育场，也不愿建市民可以实际使用的更多社区体育设施和小型运动场所；然后，一些官员宁愿让豪华体育场变身一座仓库，甚至宁愿将沦为仓库的体育场拆了，也不愿对市民免费开放。放眼全国，长年累月关门不用的大型体育场多了去了，直到有商业地产开发的需要将它们拆了，它们也不会对市民免费开放。因为利用率低而拆除一座大型体育场，其实是一个十足的伪问题。公帑浪费零成本下，官商合谋疯狂追求私利，才是短命体育场轰然倒下的真正原因。(舒圣祥)
用制度绑定群众利益与官员进步
《人民日报》民生周刊近日作了一组“关注生活便利度”的系列报道。5月31日刊出的总结性报道指出，如今一些城市越建越大，百姓却觉得生活不便，原因之一是城市规划过度追求视觉效果、商业利益和短期政绩，导致城市的服务功能弱化。
实际上，过度追求视觉效果、商业利益和短期政绩，都可以归结到部分官员的政绩观问题。官员想“进步”，就要在任内努力追求政绩；并且，政绩要尽可能做得容易被人看到，尤其是容易被上级看到，这样上升的机会才会更大。就拿城市建设来说，居民更希望修建好下水道，官员们则更愿意多修高楼、广场和大马路，因为这更有利于凸显政绩，更符合其利益。再如，群众希望生活在一个天蓝水清的环境中，但一些地方政府官员为了在任期内追求尽可能光鲜的GDP,不惜引进高污染、高能耗的企业。就是说，在现实生活中，部分官员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往往与群众的利益发生冲突和矛盾。由于政府官员掌握着公共资源，是社会生产、分配乃至各领域建设的组织者和管理者，这个问题如果不设法改善和解决，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升群众幸福指数都是很不利的。
利益是人类一切社会活动的动因，利益关系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趋利避害、追求利益最大化是人类的天性。官员想“再上一个台阶”，与专业技术人员想晋升职称、农民想获得好收成一样，关系到其正当的切身利益，属人之常情，可以理解。现在值得我们思考的是：怎样把官员的利益与群众的利益尽可能紧密地联系起来，使官员追求自身“进步”的过程，能够成为最大限度地为群众谋福祉的过程，实现双方的共赢。
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损害百姓的利益，这是最恶劣的做法，是我们坚决反对的；为了百姓的利益，不惜自己的利益受损，这是最高的境界，是我们努力提倡的。然而，要求绝大多数官员现在都能达到像杨善洲那样的最高境界，恐怕也是不现实的。所以，努力进行制度建设，用利益机制来调动官员为民谋利、为国分忧的积极性，使官员通过为百姓谋利，自己也从中获利；为百姓谋利越多，自己也获利越多，这在现有的条件下，是最切实可行的。比如，在政绩考核体系中，要把社保、住房、教育等民生问题解决得如何作为一个重要的考察项目，使政府官员不得不认真解决这些问题；在任免官员制度上，要使百姓的意见能够真正发挥作用，使政府官员在平时施政时不得不考虑百姓的态度等等。
从一些地方的实践看，主要进行政治思想教育，要求官员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而不努力从制度建设着手，充分调动政府官员为民谋利的积极性，效果并不理想。应当努力把思想建设和制度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更加注重发挥制度建设的作用。(黄琳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