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把复杂的历史现象简单化
三联书店总编辑李昕介绍，《三十岁前的孙中山》原本是三联书店为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而出版的两本献礼书之一。最终推迟了半年出版，是考虑到这本书在学术上的突破性和新锐性，需要校勘其中的一些内容，做到万无一失。“这本书里面匡正了很多以往错误的观念，甚至纠正了一些错误的史料，提出了一些独家的见解，可以说是道人所未道的一本书。为了确保出版质量，我们不赶时间，放弃了把它作为辛亥革命献礼书的念头。”他解释说。
自1986年出版《孙逸仙伦敦蒙难真相》后，黄宇和一直致力于考证孙中山前半生的曲折经历，以及如何走上革命道路的过程。然而，他发现孙中山前半生的事迹过往由于原始史料的缺乏，大多数研究者只能语焉不详。
在孙中山生前，人们一直不知道他曾上书李鸿章。直至1934年，当年与孙中山一起被清政府称为“四大寇”的陈少白去世，他所著《兴中会革命史要》发表，提及孙中山曾跑回翠亨村躲起来起草《上李鸿章书》。陈垣看到后，商诸博闻强识的史学家顾颉刚。顾颉刚最终在1894年9月10日上海强学会所办的《万国公报》上，找到了一篇没有署名的连载文章，题为“上李傅相书”，副题是“广东香山来稿”。经顾颉刚考证，该文正是陈少白所指的《上李鸿章书》，作者正是孙中山。
黄宇和认为，郑观应等人的推荐信，也证明了孙中山上书李鸿章之事，而孙中山当时不但有改良的理论，还有把理论付诸实践的具体行动方案。并且这个时候的孙中山，的确打消了革命的念头而全心全意去设法和平改良中国了。
“在改良与革命之间何去何从，孙中山有很长一段时间是踌躇不决的。”他说。
但顾颉刚发掘出《上李鸿章书》之时，国民党正推行对孙中山的个人崇拜以自重，说他是天生的、自始至终都是坚定不移的革命家。世人也多属意孙中山自小即矢志革命之说，并津津乐道其童年于乡间听太平天国老兵谈洪、杨逸事为据。黄宇和认为，这忽视了孙中山青少年时代在夏威夷和香港所接受的英式教育，尤其是法治概念对他的深远影响，以及毕业后行医时目睹满清官吏那种无法无天和严刑拷打犯人所造成的人间悲剧，均加剧了孙中山改变当时制度的决心。
1886年夏，孙中山提前离开中央书院，前往广州的博济医院学医：“以学堂为鼓吹之地，借医术为入世之媒”。
课余，医学生孙中山常综论国事及救亡之策，并开始“雅癖达文之道(即达尔文主义)”。黄宇和认为，这“表示这个虔诚基督徒的信仰，已基本动摇了”。其革命思想，也在现实的冲击中开始形成。
在香港求学近9年间，孙中山假期常回故乡，“曾一度劝其乡中父老，为小规模之改良工作，如修桥、造路等，父老韪之，但谓无钱办事”，后“请于县令”，终“无复希望，只得回香港”。
他把在香港的所见所闻与几十公里外的故乡的经历相比较，决定：“由市政之研究进而为政治之研究。研究结果，知香港政府官员皆洁己奉公，贪赃纳贿之事绝无仅有，此与中国情形正相反。盖中国官员以贪赃纳贿为常事，而洁己奉公为变例也。”“我至是乃思向高级官员一试，迨试诸省政府，知其腐败尤甚于官僚。最后至北京，则见满清政府政治治下之龌龊，更百倍于广州。于是觉悟乡村政治乃中国政治中最清洁者，愈高则愈龌龊。”
尽管如此，孙中山还是不忘经世致用，大约在1890年，他撰写了《致郑藻如书》，提出“农桑、戒烟、兴学”三项建议。郑观应所编写的《盛世危言》一书中的《农功》一文，也被史家认为是孙中山所作。他深知“欲改革政治，必先知历史”。在读医科的五年间，孙中山频频回到中央书院阅读鼎鼎大名的汉学家理雅各为四书五经所做的译本。
后来，当中国精英在五四运动中大声疾呼“打到孔家店”时，孙中山始终不渝地拥护儒家学说。“我们能够照自己的社会情形，迎合世界潮流去做，社会才可以改良，国家才可以进步。”他说。
黄宇和认为，这正是因为孙中山学兼中西而不偏不倚。而在中国近代史上，最先感觉到中国“现代化”的急切性的，皆是首批受过西方教育的热血青年。他们觉得比诸西方列强，中国太落后了，必须迎头赶上，否则无法立足于地球上。
1895年，虚岁30的孙文着手部署广州起义。然而，他领导的第一次反清武装起义以失败告终。随后虽历经多次失败，他依旧勉励同志们满清政府必能推翻，增强他们的信心，以至被视为“孙大炮”，给人务虚的感觉。但在黄宇和看来，“这种务虚，其实也是务实：勉励同志也。”
也是在起义失败、游走日本期间，孙文为自己取名“中山樵”。此后有人开始称这个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人为“孙中山”。
根据已发掘出来的史料，黄宇和认为，孙中山的思想历程经过了改良、革命、改良、革命等多次转折，最后还是被迫走上革命的道路。
“说孙中山自小矢志革命，是把复杂的历史现象简单化了。”他说。
他坦言，《三十岁前的孙中山》就是带着问题探索，全程清理不实之处，希望会为读者带来惊喜，但也肯定会树敌无数。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陈争平认为，在与孙中山有关的一些重要问题上，过去许多论著或者语焉不详，或者有失实之处，难明真相。黄宇和穷25年之力，遍访广东省、香港、澳门及夏威夷、英国和美国的档案馆，并且频繁到翠亨村、香港等地方，一而再、再而三地考察。通过抽丝剥茧的细致考证，努力寻求上述问题的真相。不仅体现出一个学者坚韧不拔的探索精神和严谨求实的优良学风，而且书中能将宏观视野和微观考证很好地结合，都非常难能可贵。(王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