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祖籍是哪里？对当下不少人来说，这无关紧要，但在历史学者眼里，这是必须解决的问题。
4月6日，在清华大学历史系，三联书店发布新书《三十岁前的孙中山——翠亨、檀岛、香港 1866-1895》。在书里，作者黄宇和正是从孙中山的祖籍问题，开始了他的历史考证之旅。
黄宇和是英国皇家历史学院院士、澳大利亚国家社会科学院院士、悉尼大学近代史讲座教授、国际知名的孙中山研究学者。为研究《三十岁前的孙中山》，他前后倾注了大约30年的精力。
毕竟，仅仅关于孙中山祖籍问题的争论，在中国近代史上曾引起过两次不大不小的政治风波及一场官司。被同行喻为“侦探式”历史学者的黄宇和，从1984年研究孙中山起，一直小心翼翼。
结束一场70年的争论
他遇到的第一个难题，便是确认孙中山祖籍问题。在他眼里，从宏观历史角度来看，彻查孙中山是广府人还是客家人这一微观事件，是为了给其最初进行革命的支持者是谁的问题寻找线索。
然而，这一问题在上世纪40年代，便引起一次风波和一场官司。
1942年12月，罗香林出版《国父家世源流考》，提出孙中山祖籍是广东省紫金县。即“紫金说”。这与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所掌握的史料，以及根据这些史料得到的结论，有严重冲突，引起该会强烈反对。党史委员会成立于1930年，首要任务是调查清楚革命领袖孙中山的祖籍。编纂人员全是曾与孙中山长期共事并非常熟识的革命元老，但没有一位是史学家。他们经过近13年的实地调查考证，得到初步结论：孙中山乃广府人，近祖的祖籍是东莞。即“东莞说”。
如今在黄宇和看来，罗香林的“紫金说”通过东拼西凑，让孙中山家世更上一层楼，擢升为中原贵胄之后裔。但与官方结论的冲突，当年并未影响罗香林。
他将《国父家世源流考》呈孙中山之子、时任立法院院长孙科，请其赐序。孙阅后大为赞赏，于1942年5月5日欣然赐序。此后，邹鲁、陈果夫等相继为罗香林的书稿撰写序言，蒋介石、张继、于右任等先后为这本正文只有五六十页的小册子题署。
接着，国民政府教育部擢升罗香林为教授，中央党部又委任他为文化专员，奉中枢电令赴重庆服务。教育部全国学术审议会决定把罗著“送请吴稚晖先生审查”，并授予该书“教育部学术审议会民国三十一年度学术发明奖金”。
黄宇和分析，国民政府这样做，跟当时的政治形势有关。1940年3月，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由于汪精卫在国民党的身份显赫，曾长期以孙中山忠实信徒的姿态出现，他的投日对中国的抗日战争造成无法估量的打击。
国民政府当时的反应，是在两天后通令全国尊称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国父”。显而易见是要抗衡汪精卫自命为孙中山忠实信徒的形象，并以此表示重庆的中央党部而非南京的伪中央党部，才是孙中山的真正继承者。“罗香林的书稿，当时是及时雨、不可多得的宣传材料，符合当时的政治需要”。
这当时也符合罗香林个人的需要。黄宇和研究发现，此前，罗香林“谋教授名义”，“已碰钉子数次”。结果，《国父家世源流考》一书，终于圆了他的教授梦。同时，这本书让原本在紫金忠坝处于小姓弱势地位的孙氏家族突然发现，国父乃本家苗裔，便声大气粗起来，“为地方豪劣讼棍所摆弄。举凡孙姓历代卖出产业，均指为国父先祖遗产，控之于县府司法当局，强判人以窃占国父先祖遗产之罪。致拆屋毁坟、拘押勒诈，无不令人感慨。”
而在10年之前，国民党党史委员会编印《总理年谱长编初稿》，请孙科审定，他并未对书中的“东莞说”表示异议。而且在1948年，他还为东莞上沙孙氏家族题词曰：“国父先代故乡”。
1995年10月，中山市翠亨村的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准备出版该馆编辑的《孙中山的家世：资料与研究》。编者把“紫金说”与“东莞说”双方的原始史料、有关论文、意见、函电等统统收录，以便后人能全面了解争论的来龙去脉。不料有人向有关部门指控编者篡改孙中山祖籍。最终，几经解释，这本书在2001年11月出版。
“两者相隔半个世纪，可见贻害之既深且远。”黄宇和说。
面对扑朔迷离的历史和现实，他结合自己以往的研究，到东莞、紫金、广州等广东地区以及邻近的香港、澳门，还有夏威夷、波士顿、牛津、伦敦、剑桥等地实地调查、搜集资料、查阅文献。在香港卫奕信勋爵文物信托赞助下，黄宇和这一研究，得到40万港元的学术补助。
他的目的只有一个——结束一场耗了国人70年光阴、无数人力物力、大量思想感情与脾气的争论。
黄宇和得出了支持“东莞说”的结论，认为孙科、蒋介石、邹鲁、陈果夫、于右任等人当时支持罗香林，不过是为了塑造出一个完美的“国父”形象。
治史的最高理想在求真
孙中山30岁前的形象，也渐渐在黄宇和的书中跃然纸上。
1866年11月12日，广东省香山县南蓢镇翠亨村最边缘的一所泥砖屋中，孙达成的第五个孩子出生，乳名帝象，书名文。
据林百克著、徐植仁译《孙逸仙传记》所述，作为村塾里最善背诵的学童，9岁的孙帝象在面壁高声背诵了一个月《三字经》后，再也无法忍受。
“我对这些东西一点不懂，尽是这样瞎唱真没意思！我读它干什么？”他说。老师则厉声曰：“你敢违背经训？”
黄宇和认为，孙中山后来所言的“革命之最初动机”，是“造反”的意思。而导致这个离经叛道的孩子走上造反之路的，是他小小年纪就亲身感受过满清的腐败。
孙中山后来对担任自己顾问的林百克说，小时候有一天，他在邻居杨氏三兄弟家的豪宅花园里玩耍，突然，强盗般的官吏带着数十名持枪带刀的清兵与一群如狼似虎的衙役，把三兄弟上了脚镣手铐，押去受刑。最后一人斩首，其余收监。事后，孙中山鼓起勇气重回那里，发现能搬的东西已全被搬走，喷水池、石像、花树等不能搬的则全毁了。不仅如此，清兵还乘机洗劫了邻人杨启恒的金银器皿，封了房舍。他向守卫的清兵抗议，结果清兵拔刀向其直砍。
而另一次，孙中山眼见了水盗洗劫村里一位美国归侨的豪宅。水盗逸去后，归侨哀鸣道：“彼邦有的是强势的领导、法律的保障，在祖国则徒具禁令而毫无保障！”
“孙中山不禁要问：满清官吏除了敲诈民脂民膏以外，还有什么本事？”黄宇和写道。
1879年5月，带着这些童年记忆，“穿着中国长衫、辫子盘在头顶、戴着红顶绸瓜皮帽”的孙中山离开翠亨村，前往檀香山的哥哥孙眉处。此后，他进入意奥兰尼学校读书。同学钟工宇回忆，当时军训时，孙中山的注意力不在左转、右转、跟步走这些形式上的训练，而在战术和战略上的意义。由于哥哥的经济状况尚不宽裕，孙中山有一段时间在课余充任校中杂役以补助生活费。
正是在意奥兰尼读书时，孙中山目睹了韦礼士主教背井离乡到遥远的夏威夷传教，动用自己的财产买地建校，用自己的薪金补贴其他传教士薪金的不足，牺牲时间来深夜巡房。“改良祖国，拯救同群之愿，于是乎生。”回首在夏威夷的教育，孙中山说。他自言身心所受变化极大，理由是意奥兰尼学校纪律严明，而他竭诚遵守校中纪律，并因此而渴望中国同样意识到自动严守纪律的重要性。
在黄宇和看来，正是传教士们种种无私的表现，培养了孙中山积极入世的无私奉献精神。以至于孙中山深受基督教教义的影响，求兄长同意自己领洗入教。孙眉惊恐之余，马上买了单程船票，遣返他回翠亨村。
“后兄因其切慕耶稣之道，恐文进教为亲督责，着令回华，是十八岁时也。”1896年11月，孙中山复信剑桥大学翟理斯教授时，这样写道。当时，翟理斯正编写一本中国人名辞典，孙中山刚刚因在伦敦蒙难而名声大噪。翟理斯决定把孙中山的生平写进去，并邀请他写自传。而1986年，黄宇和正是以侦探般的方式研究这段历史，写出英文著作《孙逸仙伦敦蒙难真相》而被称道。
被哥哥勒令回国的孙中山，从夏威夷坐火轮船到香港转翠亨村之际，看到清朝官吏分别以征收关税、厘金，查缉鸦片、火油为借口，对乘客进行四轮不同的勒索。回到村里，发现村民村貌依旧如此落后，孙中山难以忍受，把村庙里的北帝神像拔去一臂，又将北帝侧的金花夫人神像手指切断。村民震惊，鸣锣聚众，向孙家兴师问罪。1883年夏天，孙中山匆忙带着《圣经》等几本书籍，逃至香港。村民扬言要严惩孙姓全族，威胁要把孙姓全族驱逐出祖庙。
经黄宇和考证，后来在1884年5月4日，孙中山在香港领洗入基督教，取名日新，取《大学》里“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之义。随后，取号逸仙。
3个月后，孙眉闻讯急召孙中山赴檀香山，并要收回答应给弟弟的一半财产——“你有了财产就要浪费而使你个人和家庭都不安。我们的中国的政府是好的。倘使你继续宣传反对他，一家都要受害了。你倾向外国使你反对我们的习惯、遗传和使我们亲爱的事情。这个态度使你从你的家庭分离。这是不应当的，我现在要把给予你的财产重新取回。”
弟弟则回答：“我抱歉我使你失望。我抱歉不能在中国古人所走的路上尽我的责任。如果我的良心允许我，我也愿意遵守中国的法律做事，不是一味要遵守外国的法律。但是中国自己并不能尽自己的责任。我不能遵守已败坏的习惯。你曾很慷慨地予我的产业，我很愿意还给你。我不再有什么要求。财富不足以动我心。金钱是中国的灾害之一。金钱可以用之正当，也可以用之不当，不幸在中国官场以金钱充贿赂，以致增加人民负担。兄长，请你完全告诉我怎么样把产业交还给你。”之后，孙中山不辞而别。
不过，身为教徒，孙中山身边的人却“永不见其到教堂一步”。黄宇和认为，孙中山当时发觉基督教与时俱进，不断自我更新来满足人类对现代化如饥似渴的要求，反观儒家、佛家和道家都是往后看而不是往前看，把中国捆绑了两千多年，令中国裹足不前。他越来越觉得基督教可取，不是取其纯粹的宗教信仰，而是取其实用价值以促使中国现代化，如此而已。
黄宇和在书中记述，孙中山临终时表达了他的最后愿望：用基督教仪式送终。宋庆龄和孙科不顾国民党人的强烈反对，坚持在北京协和医院用基督教仪式为他举行私人丧礼之后，才让国民党党中央在北京举行公开丧礼。他援引史料说，孙中山临终时对孔祥熙说：“正如上帝曾派耶稣到人间，同样地，把我派遣到这个世上来。”这句话被孔祥熙在协和医院举行的、采用基督教仪式的孙中山追悼会上复述，得以公之于世。
然而，黄宇和认为，中国史学界一直回避孙中山与基督教的关系。这为孙中山研究，尤其是孙中山如何走上革命道路的问题，增添不少困难。
“治史的最高理想在求真，若为了迎合某一时期的某一种需要而削足适履，不但戕害了自己，也贻害了后代。”他强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