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争与和解
“从第一轮拆迁开始，全村人就强烈抵触。一旦房子拆了，我们就真成了无地、无收入来源、无房的‘三无’人员了，后代该怎么办？”年轻一代的村民莫春华说。拆迁已开始两年了，安置回迁房还没有着落，即使建成了，“也是城市小区房，我们拿到拆迁补偿后也是买不起，更住不习惯”。
新一轮城中村改造再次打破小村的宁静，情绪的焦躁随时都可能爆发，“平时我的小孩哭，我们会耐心哄；但这两年，孩子只要一哭，大人就打孩子，最后孩子哭得更厉害，大人们就跟着后悔”，有两个孩子的母亲付丽丽说。
村民们往年总要自发组织多场热闹的“唱花灯”等文娱活动，即便做农活时，一些女人也会随口哼上几句。但最近的两年内，这些活动终止了，村民说，房子都没了，更没了唱花灯、办活动的心情。
而负责拆迁和街道办的人在村里更不受欢迎，“一旦进入村子，上年纪的女人追着他们骂，而刚懂事的小孩子一边往家跑一边冲着妈妈喊‘拆迁办来了，快关门’”，付丽丽说。
“紧张”的事情一度发生过，关于这里的拆迁新闻也上了多家媒体。其中最著名的是2010年7月1日的拆迁风波，在这起群体冲突事件中，二十多人受伤，其中一名村民的左眼失明，当天有8个村民被抓走，之后有3人被判刑。另一起事件是“抢占新客堂”，“新客堂”建成不久就成为拆迁办驻点，2010年8月7日，经过激烈的冲突，拆迁办驻点被村民们赶到别处。“为捍卫这个文娱场所，村民此后自发捐款共计5万元，在这里集体吃住16天，人数最多时要放60多桌。”村民代表李绍荣说。
在当地，拆迁引发了更惨烈的事件，朱晓阳将之称为“自残”式抗争。2011年12月23日，一位邻村的周姓村民从动迁公司领导家的五楼楼顶跳下，医治无效死亡。直到《中国新闻周刊》近日来到宏仁村，村中靠东南角的一处5层楼下，一大摊血迹依稀可辨。
和解的转机也发生在抗争最激烈的时候。2011年12月，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组织“中国城中村改造案例分析与经验交流会”，正是这次会议让宏仁村发生了转变。来自北京大学城市建筑与景观学院、中国城市规划院、北京社科院的专家在会上对村民自主改造村庄进行了探讨，还分析了深圳、北京等地的城中村自主改造和治理的个案，这让受邀参会的莫正才、李绍荣两位小村代表豁然开朗。
2004年左右，深圳市政府计划在5年内将境内多数的城中村纳入改造范围。改造的基本路子是拆平重建，7年以后，这里仍然没有被拆掉。中国城市规划院的罗赤教授指出，深圳市近年来对待城中村的政策已经调整为“综合治理”与“维持现状、使之优化”，反映了利益相关方对城中村作为“真正城市”的承认和价值的认可，也意味着以大拆大建为核心的城市化显出难以为继和峰回路转的趋向。
在北京，近年来很多城中村改造项目效果不理想，资金豁口严重，但白家楼、何各庄、草场地、高碑店等村庄的有机更新改造却得到了社会的认可。
“从北京回来后，我们几个代表就同村民们商量，北京、深圳等地方可以自主改造，为什么宏仁村不能这样做呢？”莫正才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理性重建也有利弊的权衡，“我们抗争两年了，各种压力之下，还是有村民签下协议。长期下去，全盘守住也难”。
更重要的是，改造方案有坚持也有妥协，根据村代表近日逐户统计，宏仁老村的670多户中，已签订拆迁协议352户，这次方案既承认了这些已签订的拆迁协议继续履行，又留出相应的土地出让给政府与开发商，作为回迁房建设与商业开发使用。
“这就是理性，村民的改造方案兼顾到了政府、开发商和村民的各方利益，能解决村民与开发商之间的现有冲突的问题。”朱晓阳说。
什么样的乡村生活
在朱晓阳与于坚合作的《故乡》里，有一个头部受伤、精神有一定障碍的宏仁村民，他每天总来“新客堂”喝茶，一会这个大妈给他个苹果，一会又有别人和他闲聊说笑，他不用住进精神病院，这个乡村养活着他，精神病并没恶化。
于坚特别喜欢这个镜头，作为诗人的他对乡村社会有着诗意的理解，他觉得，家园不止是被物化的建筑，更应是个让人安心的大环境。理想的乡土家园应该是一个集于养老院、庙会、医院、民俗娱乐于一体的地方，“这个乡村社会中有人情味、有帮护、有关注、有儒家的那种和睦相处，能让人安居乐业，重要的是能抚慰心灵，不是冰冷的建筑”。
“农村是人类历史经验的根”，于坚说，中国传统的几千年经验，证明这种乡村家园的生活方式有益于生命，不应被城市化全部摧毁。
住在怎样的房子、沿袭怎样的生活方式，是历史经验告诉农民们自主选择最适宜的。于坚说。比如西双版纳的农民更习惯住在竹楼，水泥房却不是第一选择。重建家园的前提是人们习惯住、乐于住在那里。如果没有人居住，传统的生活方式无法传承，重建就失去了意义。
宏仁村有云南地区越来越少的古建筑“一颗印”3幢，以及70多幢一颗印变体建筑，村民住着很习惯，冬暖夏凉。村里还有与村庄同时代的古井5口，在云南的大旱中总是水量充沛，为村民们所依赖。而滇池东岸的小村，很多老人中有的已经90多岁高龄不愿搬家，也从未考虑要从这个“家”中搬出，每天在院子里养鸡喂鸭自得其乐。
更现实的是， 自清代以来，“村村有寺庙、家家设佛龛”，是滇池沿岸的社会景观之一。宏仁老村共有古寺两处，至今香火犹盛，定时去寺里祈福是村里人的一个重要习惯，这也是宏仁村引以抗争的另一理由。
朱晓阳经常到国外考察，他发现世界上的大都市也有着建筑中的“神人合一”。比如日本首都东京，就是一系列乡村的集合，从而使城市保存了社区性，社区中保留着地方神社、寺庙，“天地神人”的社区性很明显。
于坚认为，小村的重建家园样本试验，无论成败，或者能走出多远，积累的都将是第二次“乌坎”经验，“如果试验成功，意味着‘一刀切’的中国行政模式到了转折点，成为了人们自主选择生活方式和家园重建模式的一个成功范例；而即便失败，也走出了重要一步，‘乌坎事件’是民主政治选举的经验，而小村重建收获的是人们有自主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
与诗人的写意不同，宏仁村人的生活如同《故乡》拍摄到的一样在继续：两位农村妇女，背着一箩筐的蔬菜，在穿越小村东侧的昆洛路时，仍旧显得张皇失措，一路小跑地湮没在疾驰而过的车流中。 (实习生李妍、商笑野对本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