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海建
近日，先锋派诗人乌青走红，因其诗以极度白话像自言自语又像唠家常的口吻写成，被网友赐名“废话体”。有网友调侃“读你的诗还不如打开电视看广告”、“李白杜甫一定会泪流满面”。也有专业人士表示，乌同学坚持改变人们对既定诗歌的界定，称其诗歌是“娱乐派”。（3月30日《新文化报》）
这是一个诡异的悖论：一切与诗歌有关的新闻，其实都与诗歌无甚关联。乌青的诗臧否与否，已经不在公共关注的范畴，戏仿的目的就是消遣与解构：潜台词是诗人越来越疯癫、诗歌越来越没治。
说忘记，似乎又清晰记得。每年3月26日，缅怀海子成了一个固定的仪式。有人说，大众注定要以一个卧轨自杀的诗人祭奠他们流亡中的理想主义。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麦地、粮食、村庄、太阳和河流，还没有随着经济的车辆碾压为尘土，那么，今日的繁华琳琅的时候，我们也早已将“以梦为马”的年代远远抛在身后。理想与浪漫，诗性与情怀，不是在橱窗被商业化展览，就是在故纸堆里无从打捞。我们记得诗歌的模样，无外两种方式：一是像所有开发商一样，在与“海景”等诉求相关的建筑单元的广告语上，刻上“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二是在“杜甫很忙”的涂鸦狂热中，顺带着想起杜甫已经活过了1300年。只有消费与解构，没有创造与建构。
不是每个人都必须写诗，正如不是每个人都注定会“仰望星空”一样。但对于一个时代、一个社会而言，“绝对理性”之下，骨子里没有一丝半点诗性情怀，恐怕迟早会“诸事不顺”。在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原则中，“理想主义”是一条明确的标杆。诺奖的理想主义倾向，见诸于文学、发明与发现，体现的是对人类矛盾冲突的前瞻与隐忧。观之我们的时代，很多看似是体制机制症结的顽疾，哪个不与“理想主义幻灭”息息相关？大品牌的大疯狂，小摊贩的小伎俩，馒头里的染色剂、奶粉里的三聚氰胺、官场上的酒瘾与权欲、学术界的各种不端……看起来是标准的问题，然而，制度也好、标准也罢，永远是有缺陷的，关键是执行的“人”。没有理想与情怀的人，再是完美的制度，也规制不出光芒四射的悲悯与温情。
“诗歌是热爱生活的证据”。信仰稀缺，则诗人没落；理想贬值，则物欲横流。一切偶像不过是虚幻的想象，真实的是我们对现存的态度。三月一过，谁还记得海子呢？新的涂鸦面世，几多人记得杜甫？不少西方国家的家庭聚会，迄今还保有诵读诗歌与散文的习俗，而我们的交流，除了酒吧似乎就剩麻将桌。诗歌不是灵丹妙药，也未必能拯救什么，但于一个浮躁而速朽的年代来说，起码可以平和内心的乖戾与不堪：譬如———以梦为马，孤筏重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