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关于“神医”、“大师”的新闻屡见报端。一个个“神医”“大师”被揭开“画皮”，但总有新人不断“崛起”，骗倒众生。
究竟是什么造就了“神医”？追根溯源，“神医”猖獗在一定程度上与医院“看病难看病贵”、诚信不足有关。医患关系不好，让部分患者对医院信任度降低，转而寻找非常规方法治病。另外，“神医”难以绝迹，有时并非真的因为“神医”骗术有多高明，而是因为一些职能部门未尽到监管之责，给了“神医”们忽悠人的可乘之机。还应看到的是，“神医”屡打不尽的一个更重要原因就是“以罚代刑”。在低廉的违法成本和高额的经济利益面前，“神医”们大行其道也就不足为奇了。
治癌“神医”所开药物竟是大麻
本报记者赵丽
8月20日，经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卫生局证实，当地相关职能部门已对日前广受关注的“治癌神医”王学贵进行联合查处，认定其非法行医。
“气功大师”王林刚被拉下神坛，“治癌神医”又浮现出来。其间，还有位奇经堂堂主张必清同样因为没有行医资格、伪造职位等，成为了“过街老鼠”。
倒下一个“气功大师”，又来了一个“治癌神医”，“骗子”“大师”为何如此之多？《法制日报》记者近日深入走访了多位和“神医”打过交道的患者和医疗界人士。
癌症患者家属：“所谓‘神医’给我母亲的药粉竟然是大麻”
“谁能想到，所谓‘神医’给我母亲的药粉竟然是大麻。”回忆起多年前和神医的那场“亲密接触”，北京市市民张晓如仍然心有余悸。
张晓如是北京某三甲医院的护士，她的父亲、大伯以及丈夫也均是医疗界人士，且都在各自领域称得上专家级人物。但即便是这样的家庭，也因为“非常情况”请来了“神医”。
10年前，张晓如的母亲患上乳腺癌。经过几年的发展，医院通知家属准备后事。“当时母亲最后的愿望是再回家看看，我们就把母亲接回了家。虽然我们一家子都是医生，但看到母亲日日因为疼痛而痛苦的样子，我们还是听同事的介绍，请来了一位姓宋的‘神医’。”张晓如告诉记者。
“听说这位宋‘神医’曾治愈因患脑血栓导致半身不遂的老人，创造了‘躺着进去走着出来’的奇迹。再加之介绍人是位医生，我们决定试一试。”张晓如说。
“开始治疗之前，宋‘神医’表示要研磨药粉，而且因为是秘方必须单独制药。在一间空屋子里待了半个多小时后，宋‘神医’端着一盆黑白相间的药粉走了出来，并要求我们准备1000毫升的凉白开。”张晓如说，宋“神医”在家里又转了一圈，取下墙上的挂历卷成筒，让患者通过挂历筒吸取药粉。
“吸过药粉之后，‘神医’让我母亲把1000毫升的凉白开一股脑儿喝下去。但那么凉的水，母亲喝了两口就咽不下去了。就这样第一次治疗结束了。‘神医’临走时嘱咐一个疗程要四至五次，两天后再进行治疗。”张晓如说，治疗之后，母亲的精神状态明显有了好转，疼痛感也减轻了。但出于对医学常识的推理，张晓如的父亲决定把宋“神医”不慎遗留在桌上的药粉送去化验。
化验结果是，药物中含有超剂量大麻成分。
张晓如回忆说：“家人立刻中断了和那个所谓‘神医’的联系。两个月后，听说这个‘神医’就被抓起来了。”
“如果当时没有化验药粉而让母亲继续治疗，也就是吸食大麻药物，后果不堪设想。”说到这里，张晓如语速明显加快，“骗钱也就算了，不能害人啊。”
医生：“看病难看病贵”在一定程度上给当代“神医”留下了市场
为进一步了解“神医”在社会中的“受欢迎”程度，记者在张晓如工作的医院采访了在此治疗的9名患者。受访者不同程度的患有急慢性疾病以及绝症；患病时间最短为1个月，最长为20年。采访结果令人惊异：受访者中只有1例完全采用正式医疗途径，也就是在具有行医资质的医疗机构治疗；另外有两位患者以正式医疗途径作为主要治疗手段，同时在不具有行医资质的机构进行辅助治疗；还有5位患者以非正式治疗为主，这类患者所患疾病多为绝症或疑难杂症，在多方求医未果的情况下，选择了理疗床、气功以及“神医”等。最后一类是完全采用非正式医疗途径，这名病患在查出患有早期肾癌后，并未前往医院进行治疗，一直在一位“神医”处进行治疗，到最后病情危急后才住院治疗。
回顾过去，“神医”造成的悲剧已不是少数。那么，为何“神医”们的市场还会如此广阔？那些神话编织的陷阱，为什么总有人相信？
“医院看病太贵，要是疑难杂症更是无底洞，这时候要是有个承诺花一定数额的钱就能治愈疾病的‘神医’出现，我愿意试一试。”记者在北京市月坛社区卫生中心采访时，一位长期患有慢性疾病的北京市民刘大爷对记者如是说。而其他多位受访者均表示了和刘大爷相似的观点。
在这家社区医院专门负责体检保健工作的高大夫向记者介绍说，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于医疗保健的需求也相应增多。由于现代医学的发展水平有限，对于癌症、心血管疾病、慢性肾衰竭等严重疾病缺乏有效的治疗手段，患者容易产生悲观、绝望和病急乱投医的心理，这为当代“神医”的大行其道提供了现实的条件。
作为首都医科大学的临床教授，在医院工作超过20年的赵老师向记者介绍说，“看病难看病贵”也在一定程度上给“神医”留下了市场。
“在医院看病要面对高药价、繁琐的看病流程甚至是长时间的等待。相比之下，民间偏方的成本要低廉很多。”赵老师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张悟本这样的‘神医’出现了。他告诉你，家家都能买得起的白萝卜、绿豆和长茄子就能治癌症、糖尿病和心肺肾病。从此，看病不贵、看病也不难。你说张悟本能不受欢迎吗？”
老中医揭“神医”五大骗人手法
本报记者赵丽
对于社会中出现的种种“神医”，在北京市石景山区坐诊的老中医钟师广很是不屑。作为“圈内人”的他告诉记者，具有行医执照的中医是不愿意和“神医”打交道的，但长期的听闻以及几次交道，让他对于其中的“骗术”有很多了解。
子承父业、在天津行医多年的中医世家继承人杨大鹏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介绍说，现在大多数“神医”均是利用包括食疗在内的中医疗法“治病”，“他们选择中医，首先是因为中医博大精深，其中涉及的很多问题很难有明确的答案。这就给了‘神医’可乘之机”。
在钟师广和杨大鹏看来，虽然“神医”们宣扬的“理论”各不相同，但却有共同套路可循：
胆大夸口——“神医”向来“包治百病”，“不治之症”不过是小菜一碟，他们早已“治愈”了某些名人或高级领导的亲属；
连哄带骗——无病说有病，小病说大病，这是惯用伎俩。开始会说病情危重，将不久于人世，幸好遇见了他，可以包治；
推销物品——自称有特效药物，或者某种食品采用奇异的服用方法便可以治疗顽症，以所谓不可思议的疗效诱惑患者。
似是而非——常借助一些似是而非的前沿科学的理论和词句，侃侃而谈，糊弄民众。借用民众相信科学而又缺乏了解的漏洞，欺骗患者，引诱上当。
哄抬物价——把原本很普通的物品包装成神奇的药物，夸大某些食品的药用价值，借此抬高价格，牟取利益。
“目前，这些‘神医’面对的对象既包括传统的主要行骗对象，即重病患者以及在大医院无法治愈的患者，也包括新的行骗对象，即近年来对养生保健有较大需求的普通民众。”杨大鹏说，“我所了解的‘神医’行业，随着时代变迁也在发生变化，比如通过新媒体进行高效率宣传。”
杨大鹏向记者透露说，互联网和图书是目前“神医”宣传的主要渠道。在图书和网络中，通过一些虚假的所谓的“成功案例”，来树立个人崇拜，使患者丧失起码的判断和理性。由于“养生”网站的信息容易被管理部门所忽视；而科技工作者往往把“养生”网站视为“民间科学家”的胡乱折腾，不屑于浏览这些网站，也难以意识到“养生”网站的危害性。
“由于人性的贪婪，‘神医’有时也铤而走险，去电视台进行自我宣传，张悟本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张悟本在某卫视参与多集节目录制后，很快引起科学打假人士和社会关注。在科学打假人士的举报及行政部门的制裁之后，张悟本的‘商业奇迹’很快从神话变成笑话。”杨大鹏说。
杨大鹏向记者强调说，目前国家已经在法律上对于“老式”神医也就是比较传统的非法行医，制定了比较完善和严厉的惩罚措施。但新式“神医”目前已经学会规避非法行医的相关法律条文。
“比如，张悟本自称自己在做‘养生’,提供健康咨询，并不卖药，收取的高额费用是‘咨询费’。尽管张悟本从本质上也是属于‘神医’范畴，但他是以一种打擦边球的方法来规避法律的制裁。”杨大鹏说。
正因如此，钟师广向记者介绍说，目前有一种趋势是，“神医”在有了一定知名度后会转向养生，甚至是迷信比如说算命等领域，同时将看病人群逐步缩小，加大神秘感，从而进一步提高“咨询费”。
法律漏洞和监管不力难辞其咎
本报记者赵丽
“他们之所以有恃无恐，大肆敛财，与监管的缺失、法律的不健全、健康知识普及的不足都有一定关系。”曾代理多起医疗领域民事案件的北京律师徐莹向记者表示，在巨大经济利益的诱惑下，“神医”们甘愿铤而走险。
“值得注意的是，很多时候是在媒体曝光后，监管部门才介入。即使介入，也面临取证难、定性难的困境。最后，即便经过查处，许多‘神医’已经在违法经营中获得了丰厚的利润。这里面临一个法律的困境——我国民法中对侵权人的处罚是赔偿性质，而非惩罚性质。”徐莹说。
对此，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卓小勤认为，“神医”不绝的背后，监管缺失和法律漏洞难辞其咎。
卓小勤告诉《法制日报》记者，在医师法中，并没有保护医师称谓权的规定，这就导致谁都可以自称为医师。事实上，医师资质是通过行政许可获得的，医师具有职业垄断权，也就是说，只有通过行政许可，才能被称作医师。只有医师，才可以从事诊疗活动。如果医师法对医师称谓(包括医生、中医、大夫等)给予法律保护，《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对医疗行为进行更精确的定义，再加上严格监督执法，就能最大限度地遏制假医师打着中医的旗号骗人。
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常章福认为，应当把中医养生的把关放到卫生行政部门，由他们来监管、批准，这样更有利于中医养生知识的规范传播。
“健康教育不仅仅是各级政府的职责，全社会都有责任、义务做这方面的工作。”卓小勤说，但是，有关部门一定要履行监管的职责，譬如对于散布伪科学误导公众的信息应当严厉处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