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党员是党的肌体的细胞和党的活动的主体，党员队伍建设是党的建设基础工程。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管党治党任务更加艰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的深刻变化，使得基层党员发展和管理工作中一些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的问题，逐渐显现出来，对党员干部队伍建设提出了许多新课题新挑战。
湖南衡东县属于典型的中部地区农业县。该县在加强基层党员发展和管理方面所作的积极探索和遇到的难题，值得关注。
发展党员把关严格
2012年，衡东县对全县农村561个农村党组织进行分类定级，其中被评为好的党支部有85个，一般和较差的有186个。这一数据到去年底发生了明显变化，按照同一标准，好的党支部达到295个，一般和较差的为78个。
衡东县委常委、组织部长贺殷认为，判断一个农村党组织好不好，关键看其是否有一个好带头人，是否有一支优秀的党员队伍。农村党支部的好坏，与村级经济发展水平有关系，但二者并无必然联系，有不少经济条件一般的村，党支部却很好。在他看来，抓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村支书和党员是最重要的两块，而党员队伍则是基础的基础。
记者采访中发现，农村群众申请入党状况发生了一些积极变化：一方面是申请人数大幅增加。比如在2012年，吴集镇水湖村有10人申请入党；霞流镇李花村申请入党人数8人，这两个村都是千人规模的行政村。另一方面，申请人趋向年轻化。据吴集镇党委书记周黎介绍，申请人的年龄一般分布在25—40岁之间，与以前相比年龄大幅下降。
记者看到，湖南省委组织部《关于发展党员工作中实行培训制、票决制、公示制、责任制的意见》在衡东县得到了较好落实。近两年入党的受访党员都表示，自己参加过县里组织的集中培训。荣桓镇船湾村支书刘金才说，支部大会讨论接收预备党员时，支部要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表决，票数不够，谁说也不顶用。在李花村村务公开栏前，记者看到，一张张贴于2012年年底的大红纸上写着：入党积极分子公示，3名积极分子的情况一目了然。
贺殷介绍，衡东县农村党员结构呈现“三多三少”特征：老龄党员多，年轻党员少；男性党员多，女性党员少；普通农民多，致富能手少。该县一乡镇党委书记说，过去，农村发展党员是被忽视的，有的村甚至10多年都不发展一个党员。不是没有要求入党的，而是村班子或者说村支书不让发展，怕党员多了威胁到自己的权威和地位。“要么不发展党员，要么就发展‘亲信’、发展年龄大的、发展能力不强的，怕被‘抢班夺权’。”他说。
对于多年不发展党员的村，衡东县规定，3年不发展党员的村，村支书就地“下课”。县委组织部副部长谭文灵告诉记者，现在规定定得很死，组织部把关也严，所以，“不发展党员的现象，已基本没有了”。
入党动机值得推敲
记者到霞流镇李花村“两委”采访时，正赶上10多位村民在附近平整土地，按计划，那里将建设成一个村民活动广场。该村村务公开栏张贴着2012年入党积极分子公示。记者了解到，3位积极分子中，排在第一名的是该村支部书记的儿子。记者到吴集镇水湖村采访时得知，该村2012年培养的入党积极分子，并拟于今年发展成预备党员的，是该村支部书记的侄外孙。
虽然与村支书“沾亲带故”，但据记者了解，这两人都符合衡东县“三为主、三倾斜”的标准，都很年轻，并且在村里“口碑不错”。水湖村一位村干部说，“小伙子不错，支部大会上高票通过”、“去年端午节划龙舟，还出钱出力了”。县委组织部一位干部认为，不能因为申请人是支书的亲属就不让人家入党，关键要看有没有违反组织程序和相关规定。
记者采访的这两位村支书，都很优秀。李花村支书阳冬林，2008年被作为“能人”请回村里，他所办的企业位列湖南省有色金属十强，个人为村里垫资，做了很多修路、搭桥、赡养老人的实事，群众基础很好。水湖村支书周云林则是“老典型”，当了20多年村支书，“四个人坐在一起不知道打牌，八个人坐在一起不知道喝酒”，行得正、走得直，深得村民拥护。
不过，农村很多入党申请人对于为何要入党并不是很清楚。水湖村2011年新发展的一位年轻党员说，自己是主动申请入党的，而之所以要入党，则是因为在他的母亲去世、父亲生病时，“村支书和村委会帮了很多忙，包括减免学费，让自己一直上学到高中”。
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专家分析，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人们度过了“温饱”底线之后，人的政治诉求、精神追求就回归了，要求加入执政党的“成功人士”就会增加，有意加入党组织的年轻人也会多起来。这是好现象，但值得注意的是，有很多人并不了解自己为什么要入党，可能只是觉得有面子，因为觉得“在村里，党员是个‘人物’”而要求入党。
流动党员管理困难
衡东县是劳务输出大县，流动党员基数大。记者走访的10多个村，一般每村有党员40—50人，这其中，流动党员在10人左右。
衡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龙稳铠认为，流动党员管理有三个难点：一是“看不见”。党员流出后，很少主动与支部联系，有的甚至没有告知联系方式，支部对其去向、思想、工作和生活等情况知之甚少。二是“管不到”。流动党员远离原支部，原支部的监管鞭长莫及，而由于绝大多数是“隐形党员”，所以流入地党组织也无法掌握情况。三是“评不了”。部分流动党员常年在外，很少参加组织生活，支部不知道其所作所为，无法评议，更无法指出其缺点。
记者采访了解到，基层干部普遍感到，流动党员管理是个难题。“到底应该怎么做，我们也没管用的招儿。”衡东县一位乡镇组织委员说。
衡东县采取了一些办法，如每年组织专项排查活动，了解流动党员底数；如设立“创业者党支部”390余个，每月通过电话和互联网组织开展学习教育和思想交流活动，及时将流动党员情况反馈给原支部。即便如此，多位受访者认为，实效虽有，但微乎其微，基本上是“流动就流失了，离乡就离党了”。
记者了解到，衡东县有一些流动党员多年杳无音讯，党费不缴，组织生活不参加。虽然明显违反了党章规定，但处置起来仍然很难。龙稳铠认为，理想状态是“优进劣出”，但后一点操作起来难度不小。衡阳市实施“五制”处置不合格党员，即“约谈制(支书谈话)、警示制(支部提醒)、评议制(支部讨论)、票决制(支部票决)、审议制(上级组织部门审核)”。2012年，衡阳共处置不合格党员405名，开除党籍30人。
中央党校副教授李庆刚认为，衡阳市的“五制”，规定较为合理，考虑到了监督制衡。但从处置数量上来看，可见其非常“慎重”。他表示，事实上没有哪个地方在这件事上不“保守”，所以，对于处置不合格党员，在中央层面的顶层设计上需要明确和规范，不然地方上绝难突破。（记者 朱思雄 李章军 颜 珂 杨 彦 饶文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