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超越“中国迷思”塑造中印相处之道
一方面印度总喜欢处处与中国比，也就是常说的“中国参照系”；另一方面，印度又渴望得到外界，特别是中国的正视与认同。
近日，曾被印度媒体大肆炒作的“中国水威胁”论又甚嚣尘上。针对中国政府发布的能源发展“十二五”规划提及拟在雅鲁藏布江中游新建三座水电站，印度社会表示了对跨境水资源利用的担忧。《印度时报》《印度斯坦时报》《德干先驱报》《印度教徒报》等主流媒体均以不同篇幅进行了报道，表现出“不同寻常的尖锐立场”。
其实，在印度社会这种“愤怒”和“指责”的背后，更多的是一种“中国迷思”在作祟。即一方面印度总喜欢处处与中国比，也就是常说的“中国参照系”；另一方面，印度又渴望得到外界，特别是中国的正视与认同。这种矛盾心态随着印度国力的提升，在其与中国打交道时显得尤为突出。
作为中国的邻国，印度是特殊而重要的。在中国外交的“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关系是重要舞台”的战略布局中，印度占据了三种特性，而且即使在“多边”这第四个维度中，中印在G20、BRICS等机制中的合作也非常顺畅。
印度是一个敏感的国家，这可能与英国的殖民统治有关。印度独立后，任何有损于印度国家利益或有可能给印度造成巨大压力的行为，都在印度精英的集体记忆中留下了重重的一笔。这既包括1947年的印巴分治、1962年的中印战争，也包括1971年第三次印巴战争时美国向孟加拉湾派遣航母，以及2008年孟买的连环恐怖袭击。
作为南亚次大陆最大、最强的国家，印度更是骄傲的。这不仅因为其沿袭了尼赫鲁时代“有声有色大国梦”的遗产，也因为其长期适时适度地保持着“战略自主”。即使在美国在亚洲实行再平衡，积极拓展战略伙伴的背景下，印度主流智库仍在2012年初发布了“不结盟2.0”，强调印度不是美国的“小跟班”。印度总理辛格在2012年4月会见中国国家领导人时也表示，印度无意也不会参与任何遏制中国的战略。
在印度的历史长河中，曾长期与中国保持了和平友好关系。在中国和印度刚刚独立的时期，印度的综合实力是超过中国的。从刚建国的基础来说，印度各方面的条件也大大优于中国。在当时的条件下，印度没有“处处与中国相比”的想法，在上世纪50年代，印度街头也曾响起过“HindiChiniBhaiBahai/印度中国人民是兄弟”的歌声。
随着上世纪60年代中印边境发生武装冲突，两国关系陷入低谷。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而印度则一直等到1991年才开启改革的步伐。自上世纪90年代初始，中国的GDP开始超过印度。此后，两国经济均高速发展，出现了中印两国在亚洲共同崛起的现象。在这个过程中，印度发展中的“中国参照系”开始一点点做实。
这可见于，1998年印度以“中国威胁”为借口发展了核武器；2002年，部分受中国与东盟建立10+1机制的刺激，印度首次参加了印度与东盟峰会；2005年，为防止被排挤出中亚，印度将南盟观察员国资格与上海合作组织相挂钩，获得了上合观察员国地位。
同样，印度社会，尤其是印度媒体，包括知识界的一批人，做什么事情都要和中国比一比。比如说，印度发射卫星了，就要评论这个卫星赶上中国什么水平了；甚至印度还将孟买与上海进行比较，看看究竟哪个城市更发达；而在国际舞台上，很多印度学者也热衷于评论“北京共识”和“孟买共识”孰优孰劣。
印度之所以选择和中国比，首先，中印两国都是新兴的发展中大国，均需解决国家工业化问题和庞大劳动力充分就业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相似性；其次，对印度来说，它和美国比、和欧洲比没有意义，和东南亚的小国比也没有意义，因为经济规模和国家规模差别太大，唯一可比的就是中国，而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又走在印度前面，这就自然不自然地在各方面都有一种“中国迷思”。
这种“中国迷思”使印度在面对中国实力上升的过程中，心态异常复杂——从“背信弃义”的朋友、恶性竞争的对手，到不得不交的伙伴——印度对华认知可谓“五味杂陈”。“中国迷思”也在潜意识里推动了印度积极与中国周边某些国家发展关系。例如印度不断深化与日本和越南的关系，尤其是在安全领域。
“中国迷思”还继续恶化了中印之间的“信任赤字”。在战略层面，印度将中国在西南省份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尤其在中印边境地区修建公路、铁路和机场等行为，解读为加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边境作战支持能力，是中国谋取争端解决优势的手段；将中国在南亚国家参与基础设施建设解读为针对印度的战略谋划，认为中国参与在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斯里兰卡的汉班托塔、孟加拉国的吉大港以及缅甸的实兑等港口的建设，是中国对印度实施的“珍珠链战略”。
可喜的是，中印两国领导人都对中印关系发展的轨迹有其客观、清醒的认识。印度总理辛格在多场合多次表示，“不相信中国准备进攻印度”，并“担保中国没有从布拉马普特拉河上游截流通往印度的河水”；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也表示中印“两国有效管控了分歧和争端”。相信只有超越印度发展过程中的“中国迷思”，积极夯实双边关系的发展基础，才能逐步弥补双方的“信任赤字”，共同探索出中印“和平相处、共同发展”的新型相处之道。(杨晓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