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记者问
书中细节和采访历程成为焦点
12月4日，在中国出版集团举办的《1942饥饿中国》新书发布会上，《北京日报》、《北京晨报》、《光明日报》、《新京报》、《南方都市报》、新华网的记者纷纷对河南商报创作团队提问。商报节选部分提问内容，也许从中可以看到关于这本书的背后。
记者：我有两个问题想问商报记者。第一，在书中提到1944年开始反攻的时候，河南人对汤恩伯的军队非常不满，起来缴获他们的军械，俘虏了5万人。但是我看到这个问题在网上引起了一些争议，我想知道一下实际的采访情况。第二，关于日军放粮的事，这个问题也是有争议的。咱们在书中说到，采访的那些人说没有看到，认为也是一个虚假宣传。因为在《温故一九四二》里面也提到说，日本人救了河南人。
李肖肖（河南商报记者）：首先关于日军放粮，我当时咨询了至少3位以上的历史学家，他们认为，日军放粮这块儿，没见记录，采访中也没见老百姓说起，目前来说学者是不太认可这条的。
另外，关于解除国民党武装，目前有肯定的说法。中原会战失败后，豫西有一些民众解除了国民党军队的武装，河南省社科院的王先生给我们讲，民众不一定是种地的老百姓，主要是一些地方武装，但地方武装也是由当时一些没饭吃的老百姓组成的。
记者：关于寻找灾荒的亲历者，过程是怎样的，有没有什么困难？咱们寻找的方式是怎样的？
肖风伟（河南商报记者）：就是靠自己去寻找。比如在西安、在宝鸡，去河南人聚集比较多的地方，看街上的老人，感觉有七八十岁的，就问问他知不知道逃荒旱灾这件事。通过这一个人，我们能联系到两三个，继而找到一个群体，就是这么慢慢找过来的。
孟磊（河南商报总编辑）：他们采访回来，说确认这个东西，采访方法还是挺原始的。先是找到研究历史的人给他们推荐，第二个是找到传说当中河南人逃荒的要点和聚居地，第三是找年龄大的人。
记者：怎样的因缘际会，让中华书局和河南商报走到一起，来出版这本书，选题的缘起是什么，是不是跟电影也有关系？
关国锋（河南商报副总编辑、采访中心主任）：这个选题我们2009年的时候就准备做。做新闻的讲究新闻由头，当时没启动。对这个选题的坚持，一是作为河南人，我们特想知道这段被掩埋的历史真相；二是我们坚信这段历史该有它警示当下、昭示未来的珍贵价值；三是作为新闻记者，我们应该在探寻和揭示真相上担负责任。
我们在做这一选题时就达成共识：我们要采写的是新闻，更是历史。
对书的出版，我给当时负责联系出版社的总编办主任下了一个任务，就是一定要找国内顶级的出版社，否则对不起这本书。很荣幸，我们这本书被中华书局相中了，而且我听说出一本书从选题到出版，最少得三个月，一般是半年。但他们特事特办，仅用了一个月就完成此书。
专家点评
感谢商报，填补了一段历史的真空
三门峡市政协文史委副主任石耘：（《1942饥饿中国》顾问团成员）
几年前，参加一次座谈会，一位老人讲起1942年逃荒的事情，现在老人已不在了。经历过这场灾难的人，都已逐渐离我们而去，而关于他们的记载，却又是那么少。
感谢河南商报记者，赶在这些老人离去之前，替我们打捞了一段珍贵的记忆，填补了一段历史的真空。
河南是个多灾之地。在金戈铁马的年代，兵家常用“饮马黄河”，来形容他们得到中原的自豪感，但这背后，却隐藏了老百姓多少的血泪。优越的地理位置，没给河南人民带来丝毫好处，连连兵祸，加上黄河不时泛滥，使得河南与灾难紧密联系在一起。
为逃出一条生路，一家人甚至一个村子的人沿着陇海铁路线西行，穿函谷关、过潼关，走进八百里秦川，希望在相对安稳的秦川道上，寻到自己的落脚地。
《1942饥饿中国》让我看到了灾民绝境求生的艰辛，同时也看到了他们人性的光辉。这是我们民族力量和希望之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