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奈的自救之路
河源的大山成为他们最后的希望。12月中旬是罗全他们计划的新房入住时间，罗伟将迎来目前呆在精神病院的病友。
如果是常规的路径，罗全和陈玲会把小孩交给社会，在公立或私立的医院，在政府主导的专门机构或民间组织中，而非精神病院或戒毒所，更没想过要走一条“上山下乡”的自救之路。“当外界所能提供的方案都无效时，只能自己搞自己的，实在没有办法了。”罗全对社会上的方案失望了。
“目前对止咳药水成瘾治疗的方法是以药物治疗为主，辅助康复治疗、心理治疗、行为治疗。”在深圳，北京大学深圳医院核医学科主任贾少微被视为治疗药物成瘾，包括喝止咳药水成瘾的权威，当深圳家长要把成瘾的小孩送医院治疗时，大多数选择送到他所在的核医学科。
“这是一个综合治疗的过程，除了积极进行医疗外，还需要家庭、学校、社会的密切配合，不仅要使止咳药水成瘾者停止滥用的行为，还要摆脱心理依赖，防止复喝”。贾少微说。
贾少微所在的科室，每天都有喝止咳药水上瘾的患者上门求诊，原因是深圳喝止咳药水上瘾的人特别多。11月13日上午，在诊疗室诊疗了最后一位成瘾患者后，贾少微接受了南都的采访。
当南都记者问及具体的治疗手段时，他回避了，一直强调通过治疗前后脑部CT扫描影像，能够证明其方法的有效性。罗全和陈玲都曾将儿子送到贾少微处治疗，医生充满自信，但患者并未康复。
对于成瘾者家庭来说，医院治疗的失败，意味着他们只能向戒毒所求援，但戒毒所不收喝止咳药水成瘾的患者，患者本身也不愿意在戒毒所留下案底。
“如果民间有什么人或组织敢收治这些成瘾的孩子，有关部门马上就会找上门，因为这确实是触犯现行法规的。”周丽辉说。周是中国首家止咳药水成瘾治疗公益机构深圳市点点青少年药物成瘾关爱中心的创办者。至于违反具体什么法规，周丽辉不知道，但经常跟公安、戒毒所等部门打交道的她知道这事不能碰。“无奈的家长最后把小孩送到精神病院，因为精神病院承诺不留档作强制戒断，但事实表明那地方治不了，还会给患者带来其他不利影响。”
河源的大山成为他们最后的希望。12月中旬是罗全他们计划的新房入住时间，罗伟将迎来目前呆在精神病院的病友。至少在深山里呆两年是家长们的共识，至于小孩自己的想法，以及众多小孩呆在一起会发生怎样的化学反应，现在顾不上。
罗伟随时都想回去，可是城市环境的诱惑，让他和家人望而却步，罗全认为起码让他再呆一年：“好不容易戒掉了，回到深圳又开始喝怎么办？”已经摆脱了身理上的依赖，可是心里的恶魔可能还会跑出来。
对此疑问，罗伟也不敢打包票：“如果你问我回去还会不会喝。那我只能告诉你，大概有七成把握不喝吧。”
难以克服的“心瘾”
“贩卖点就在我家门口，每天出门都要经过，能忍三个月就不错了。如果我能在远离止咳水的地方循规蹈矩过一年，我就有勇气回家。其实，我们这些人是这里有问题。”李东指向心脏位置。
与世隔绝始终只是权宜之计，回去还会不会再喝？罗伟也没有把握。身瘾易戒，心瘾难治。
对于自己的未来，罗伟自感一片黑暗，学历不高，没办法找到好的工作，之前的工作经历，都是家里介绍的。“像我们这样的人，家里不缺钱，没有什么责任，每天无所事事，根本不知道生活的目标是什么，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心理。”
罗全希望儿子返回深圳后继续工作，然后娶个媳妇。
这是罗伟想要的生活吗？罗伟告诉南都记者，他并不想做回原来的工作：“靠家里人给钱，觉得就像个女人一样，没什么意思。在这里虽然没工资拿，但是也是做事。人还是有点事做比较好。”
具体要做什么罗伟还没有计划，一些内心的想法似乎埋在他心里，他说自己从未和父母谈过自己的理想，他自感沟通是家庭生活中被忽略的一面。
26岁的李东也是深圳的止咳药水成瘾者，目前在广州某机构进行综合戒瘾治疗。他对环境隔离的戒瘾方法也持有赞同态度。“贩卖点就在我家门口，每天出门都要经过，能忍三个月就不错了。如果我能在远离止咳水的地方循规蹈矩过一年，我就有勇气回家。其实，我们这些人是这里有问题。”李东指向心脏位置。
李东说，要戒掉止咳水，很重要的一点是心里要想清楚‘我回来干什么’？每天24小时怎么分配？这几天他在慢慢想，以前自己是踢足球的，踢得还不赖，为什么不踢足球呢？姑姑家旁边就有足球场，每天下班可以踢一下。
“这几天想的，说的，笑的，比我过去一年时间的都多。”除了要更健康的生活方式，李东最迫切的想法是搞好自己的小家庭，“从9岁起，我就没有家庭的群体生活了，出去后首先要对小家庭负责，把唾手可得的小事做好。”
(文中患者和其亲友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