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北京12月6日电（阚枫）近日，“异地办证”、“异地高考”这些因户籍壁垒而产生的“异地难题”成为舆论焦点。去年全国人户分离的人口已达2.71亿，随着城市化进程加速，这一数字正逐年增加。规模日渐庞大的流动人口如何突破户籍障碍，就地享受均等的公共服务，再次引发关注。
户籍壁垒致异地办证难 更多“就地办理”成期待
近日，针对广为诟病的“准生证”难办现象，国家人口计生委下发通知，要求各地简化办证程序，流动夫妻可在现居住地办理第一个子女的准生证。有网友感叹：“‘史上最难办’的准生证如今都可异地办理，身份证、结婚证、护照、出入境证在全国范围实现异地办理还远吗？”
网友们的期待反映了流动人口“异地办证难”的现状，多年来，“异地户籍”都是办证途中的一道坎，为了加盖一个公章、为了采集一张照片，人们长途跋涉，两地奔波。“何时办证不用两地折腾”也成了在外奔波的人们最大的期盼。
在北京工作的刘旭，一个月前丢失了身份证，由于需乘飞机出差，丢失身份证的当天，他连夜坐车回黑龙江老家补办，然而补办之后两个月才能领到新证，刘旭只好拿着印制在一张纸上的临时身份证赶回北京。
“在家办身份证的时候，派出所的人说我这还算好的，有的人工作地、户籍地和家庭常住地分隔三地，他们需要先回家里取户口本，然后再去户籍地办身份证。”刘旭不明白如今网络这么发达，为什么不能把身份证的异地办理解决，“‘神九天宫’能都对接，异地办证实现两地对接能有多难？”
相比于身份证的异地补办尴尬，刚刚结婚的倪女士提到自己的办理结婚证时经历也是怨气满腹，“登记结婚必须到夫妻双方任意一方的户籍所在地办理，我的户口在山东老家，我老公的在河北，办个结婚证只要9块钱，连请假加路费就花去一千多块钱。”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中国流动人口规模日渐庞大，人户分离严重，属地化管理服务与旧有的户籍制度不相兼容，导致公民办证需要在居住地和户籍地之间来回奔波。而地域间的政策不统一，部门间沟通对接不畅，冗繁的行政审批程序又在人为制造新的异地办证关卡，“办证难，异地办证难上加难”的现象也就此产生。
“微改革”引赞许 学者吁建全国统一居民信息系统
“办理准生证需盖章签字40多个”，“新婚夫妇为办准生证奔波两地长达三年无果”，这曾是公众对于准生证难办的“吐槽”。虽然此次“准生证新政”的实际便民程度还需观察各地的落实效果，但是国家计生委这种简化程序、就地办理、提升公共服务质量的姿态还是引来舆论的赞许之声。
其实，今年以来针对流动人口的异地办证难，中国政府已经出台一些“便民措施”，舆论也将这些动作解读为突破户籍壁垒的“微改革”。
今年7月，民政部宣布中国已实现婚姻登记信息全国联网目标，将探索打破在户籍地办理婚姻登记的限制，为流动人口办理婚姻登记提供便利，让新婚人群可以更加自主地选择步入婚姻殿堂的城市和地点。而根据公安部的规定，今年9月1日起，在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广州、深圳等6个流动人口较多的城市推行为非本市户籍就业人员和在读大学生办理出入境证件的便民措施。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与社会建设研究室主任、《公共服务蓝皮书》执行主编钟君分析，解决异地办证难的关键在于建立、完善和使用全国统一的居民信息系统，打破地域间、部门间的利益割据，简化行政审批，使政府公共服务更加人性化，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杜绝权力寻租，防止腐败，仅凭户籍制度改革不能完全解决问题。
“户籍制度壁垒的产生有历史原因，也有中国国情因素，短时间取消这种壁垒难度较大，但是全国范围内的居民信用系统，居民信息系统的统一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实现。”钟君表示，居民信息系统的建立既能解决异地办证难，也有利于社会管理形成透明、公开、有序的局面，同时也是对户籍制度改革的一种探索。
钟君称，随着城市化的发展，流动人口的增加，中国社会管理的信息化程度和统一程度相对滞后的问题凸显出来，政府部门针对流动人口这些细微改革和便民措施，如果不断扩大推行，也是中国社会管理进步的一种表现。
2.71亿中国人“人户分离” 户籍制度改革需渐进
国家统计局今年1月发布的数据称，去年全国“人户分离”的人口为2.71亿，比上年增加977万人，其中非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流动人口”就达2.3亿，比上年增加828万人。由于户籍制度的掣肘，大量的外来人口没有享受到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基本公共服务，一系列的公共福利的附加，使得一纸户口成了地域之间、城乡之间的一道鸿沟。
在舆论热议“异地办证难”之际，关于“异地高考”的话题也在近期备受社会关注。根据教育部“各地年底前出台异地高考方案”的要求，如今距离各地公布异地高考方案的截止期限已不足一个月，但是京沪粤这些流动人口较多的地区的异地高考方案迟迟未出，围绕“放开异地高考”的争论也较为激烈。
相较于异地办证难，异地就学、考学、就医、购房购车，这些因户籍壁垒而引发的“本地人”与“外地人”利益博弈，也让户籍制度改革的呼声愈发强烈。
“我们现在的制度把人区分开了，农村户口是一个标准，城市户口是一个标准，北京户口又是另一个标准，政府提供教育、医疗等等基本公共服务都应基于国民标准，而不是地域标准。”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认为，户籍制度改革的症结在于中国的区域发展不平衡，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就应该打破户籍壁垒，推进公共服务的国民标准。
其实，对于打破公共服务与户籍的“捆绑”，中国政府的探索已经开始。今年7月中国政府公布了《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胡祖才在介绍该规划有关情况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是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底线”，由政府负最终责任，将来基本公共服务要跟户口、户籍地逐步分离，基本公共服务要成为群众的基本权益。
对于城市中流动人口的公共服务均等化诉求，钟君认为，一方面政府要加大投入，提高公共服务的“增量”，另一方面，城市化进程要争取人口在农村、乡镇、城市之间逐步实现“梯度转移”，而不是集中向大城市涌入。
“目前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更需要做的是‘补短板’。”钟君表示，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难点在于城乡间、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要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相对落后地区的发展上。
“简单放开户籍限制，会导致大量人口向大城市流动，表面上看大家进城后机会均等，但谁能在大城市立足？必然是富有阶层，这就会造成新的、事实上的不平等。” 钟君称，户籍制度改革是个渐进的过程，不能简单期待改革一步到位。(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