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和集团总裁苏永友先生如此热心弘扬中华文化，殚精竭虑，兀兀穷年，锲而不舍，有人说他不务正业。其实他是不愿 “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弘扬中华文化才是他的工作重心。
苏先生一向咬定目标，自强不息。为了搜求文物，他奔走四方，“升天入地求之遍”，积累达15000多件，即使每日一件，也非40多年不为功。而每件文物的取得，且不计花费财力，其间鉴别分析，讨价还价，长途运输，修补加工，贮藏维护，又耗去多少精力、心血，实在难以计算。
对此，他为何乐此不疲？苏先生对笔者说，首先是受家庭爱国传统的影响，中国在近代、现代饱受帝国列强欺凌，要振奋民族精神，增强自信，中华有5000多年文化，可藉此激励国人；加以文物流散民间，日益消失，也有急迫感，他深知多收罗一件文物，即为国家多保存一份元气，因此不辞劳碌，到处奔波，周行不殆，不休不止。
苏先生一向好学覃思，抉幽探微。他认为，透过每件文物，都可追寻丰富的历史讯息，古代榻椅的演变，反映人们坐姿的变化，不同器具可以窥探人们生活起居的变异。他特意收藏不少上世纪20至30年代的月份牌美女宣传画。其实这是当时的商品如双妹唛花露水、阴丹士林布匹、骆驼牌、美丽牌香烟等的广告，当时厂家如此凸出广告意识，反映民族资本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挣扎求存的艰苦处境。文字记述的历史，还要有实物印证。因而每获一物，他都探究其中承载的历史讯息，每有所得，辄欣然色喜，逸兴遄飞。
苏先生一向不怕困难，勇于进取。为了拥有文物，保存文物，他不辞艰险，务求必得。笔者曾惊异于三个孔雀雕件体积庞大，以此询问苏先生是否遭遇极大的困难，他说事实确实如此。当时获得粤北深山中此三颗荔枝根系连理的消息，他便到了现场，把树根挖出后，要专门开辟一条便道，把它搬出山，然后运到福建延请知名艺人加工精制，运回来时，还要拆开房舍墙壁，才能搬入，煞费苦心。他的藏品种类繁多，类别不同，收集时个中艰苦，实不足为外人道，没有坚忍不拔的毅力，没有细致精微的耐心，是难以承担的。
苏先生一向不辞劳苦，亲力亲为。他对笔者说，做事没有不劳而获的，只有亲自耕耘才能成功，还要尽量把事情办好。因此，他说：“我要么不做，要做就要尽心尽力，即使做得不够好，我还可自慰说，我已问心无愧了。”
举例来说，冠和博物馆文物的摆放也是苏先生亲自设计的，床榻、衣柜、条案、桌椅、妆台，如何陈列，务求复原明清时代的厅堂起居生活场景。在他的设计下，展览厅打破平铺直叙的陈列方式，以S形曲折迂回的参观路线，增添现代人的欣赏趣味。
苏先生一向胸怀开阔，辩证处事。对待流失海外的文物，苏先生深感痛心，对国家来说，毕竟是重大的损失。但他又看到事物的另一面，认为外流文物获得各国博物馆、图书馆认真的保护与整理，公之于众，增加世界对中华文化的认识，增加对中国的了解，而且培育了一代代、一批批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专家，也可说是好事。中国国学大师季羡林早年在德国留学，并在德淹留，历时十载，大学期间他师从瓦德史米特和西克，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及俄文、南斯拉夫文、阿刺伯文等，其中巴利文、吐火罗文等，不少典籍是自中国流出的，季羡林的学习既有德国教授辅导，也有中国流失典籍之功，其实季羡林之师，亦拜这些典籍之赐，可见典籍的流失亦有有利的一面，文化事务已没有国界。
苏先生一向高瞻远瞩，寄望未来。他筹备惠州冠和博物馆进行扩建，以便将收藏于北京、安徽、东莞等地的馆藏精品迁于惠州，使金山龙庭成为惠州学术文化的集中地，为惠州市的文化旅游建设锦上添花。
他敏锐地看到属于安徽安庆的黄梅戏，受到台湾以至海外华人的关注，因而大力支持以黄梅戏为媒，建设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建议将黄梅戏办成文化产业，提出涉及多方面的工作，由此可见他的理想是远大的。
近年苏先生还致力媒体事业，兴办富有前景的网站，广泛向海内外发稿，向世界说明一个更加真实的中国，使世界更容易接受中国，增强祖国的软实力。这仅仅是个良好的开端，他还怀抱更其宏大的发展计划。著名学者李慎之有言：“地理的全球化始于哥伦布的航行，科学的全球化始于牛顿的力学，思想的全球化始于法国大革命，经济的全球化始于资本主义，信息的全球化始于电脑网络。”苏先生是深知信息全球化的重大意义的。
世上有苏先生这样财力的人不少，但有苏先生这样的思想境界，乐意兴办这些事业的人不多。
苏永友先生的内心世界是丰满的、充实的。(文：张宝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