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财政部科研所副所长刘尚希表示，“我国按家庭计征个税不可行。”他分析称，在我国，最复杂的是工业化、城镇化背景下的劳动力、人口和家庭的流动。这就出现了“留守儿童”、“空巢老人”、“夫妻分离”等大量跨越时空的家庭结构。在这种情况下，让家庭来申报其应税所得，会使成本高到难以实施的地步。(7月22日《北京晨报》)
对于很多人来说，刘尚希的言论属于典型的“刺耳之音”——不中听更不愿意听。于是很多人质疑，“不可行还是不愿行”？
从理论上讲，“按家庭征个税”有合理性，因为同样收入的个体，由于负担家庭情况的不同，会有很大的差别，简单地“一刀切”很难说客观公允。但是，理论上的应然并不等于现实中的自然实现。“按家庭征个税”的逻辑前提是，家庭概念应该是清晰的。然而，这一简单的概念用在税收体制上却是一个异常复杂的概念，什么是“家庭”并非如我们想象得那般简单。比如，一位老人有多个子女，在按家庭征个税的语境下，其究竟算哪个子女的家庭成员？如果平均分摊到每个子女头上，会不会出现没有尽或者很少尽赡养义务的子女，却按照“较重的赡养负担”来申报个税，难道税务部门在征税之前还要“断一断家务事”？
或许有人会以西方有多少国家都是“按家庭征个税”的，来论证这是一种国际通行的先进做法。但是，这也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论调，因为有不同的文化传统，就有不同的“家庭”概念，此“家庭”非彼“家庭”，至少在很多西方国家中，“家庭”并不包括由社会保障的“被赡养者”和“已经成年的被抚养者”。在不同的概念体系下，以别人如何来论证我们也应当如何，显然是一种非常简单的“线性逻辑”。
我的意思并非“按家庭征个税”就是不可行，而是说任何问题的讨论都应该逐步深入进去，而不是始终停留在“立场”层面进行简单的赞同与否的表态，“按家庭征个税”固然契合了太多人的减税诉求，但是“按家庭征个税”的成本在某种意义上是“向公众征税”，一减一增之间，究竟哪种方法更符合公众的利益，需要的是深入细致的论证，而不是蹈空凌虚的理论推演。
更进一步讲，在民众减税呼声日渐高涨的语境下，作为有识之士的专家，不应该是单纯的“破坏者”，仅指出什么是不可行的；其更应该是“建设者”，指出既然这种方案不可行，那什么是可行的。问题早就摆在那里，任何关于问题的讨论甚至辩论，都应该指向寻求解决问题的共识，而不是成为简单表明姿态或立场的口水仗。
■志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