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第九届“博博会”的亮点活动之一，9月2日~3日，五场公众文化讲座陆续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开讲。继南京博物院理事会理事长、名誉院长龚良为公众带来的首场讲座后，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河南省文物局局长田凯，四川三星堆考古发掘总领队、四川省考古研究院院长唐飞，耳朵里的博物馆创始人“朋朋哥哥”面向广大观众开展公众文化讲座，使观众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发掘、博物馆发展、博物馆文化传播等方面有更深入的了解。

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

回望探源工程感受灿烂文化

中华文明究竟于何时何处发轫？文明的长河又是如何流淌的？昨日上午，在第九届“博博会”公众文化讲座上，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以“探源工程二十年，实证文明五千年”为主题，向观众详细讲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启动背景及丰硕研究成果。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是继“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又一项由国家支持的多学科结合、研究中国历史与古代文化的重大科研项目，是目前规模最大的研究古老文明起源、形成的综合性研究项目。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启动背景是怎样的？王巍介绍说，国外一直对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存有质疑，普遍将商代晚期作为中华文明历史的开端，而文献中关于三皇五帝的记载，更被看作传说和神话。探究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历程，通过考古发现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是考古学家义不容辞的责任。

2001年，王巍在《光明日报》发表对开展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总体思路和课题设置的建议。随后，该项目首先进行为期三年的预研究。2004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正式启动。

中华文明于何时何处发轫？经历了哪些发展阶段？王巍从四个方面点明该工程研究的核心问题：一是中华文明是何时形成的？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二是文明形成的标志是什么？三是中华文明以黄河中游为中心的历史格局是何时、如何形成的？四是中华文明有何特点？为何会形成这些特点？他还通过列举考古研究中的重大发现，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阐释。

在谈到关于文明的概念及形成标志时，他说，文明是人类文化与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取得较大进步，与此同时社会出现分工和日益悬殊的贫富贵贱分化。国家的产生是文明形成的重要标志，文明是在国家的组织管理下创造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的总和。

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的过程是怎样的？王巍认为，其过程大致分为六个阶段：距今8000年左右为起步阶段，具体表现在农业初步发展，社会开始出现分化的端倪；距今6000年左右为加速阶段，此时社会出现明显分化，大型中心性聚落和规模较大的墓葬开始出现；距今5000多年文明正式形成，表现在大型都邑性城址和权贵阶层的大墓出现、社会分化显著，形成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进入古国文明阶段；距今4000多年为古国文明向王国文明过渡阶段。随着中原地区持续崛起，文明进程进入以中原地区王朝为引领的文明一体化进程；距今3000千年左右为文明巩固阶段，王朝统治得以巩固；距今2000年左右为文明转型期，以秦始皇统一中国为标志，中华文明由王国文明转变为帝国文明。此外，他还概括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的多个阶段。

“国际学术界曾依据两河流域文明和古埃及文明的特征，概括出‘文字、冶金术和城市’为文明社会的标准，称之为‘文明三要素’。”王巍分析说，研究团队根据良渚、陶寺、石峁、二里头等都邑性遗址实际材料，兼顾其他古老文明的特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冲破了“文明三要素”桎梏，提出了判断文明社会标准的中国方案——一是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二是社会分工，阶层分化，出现阶级；三是出现王权和国家。这一套新的标准为中国乃至世界文明起源研究提供理论依据，从而证实中华五千年文明并非虚言，而是历史的事实。

“文化的交流与互动是促进文明起源与形成的重要动力之一。”王巍表示，面向未来，继续推进、不断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逐步还原文明从涓涓溪流到江河汇流的发展过程，需要广大考古工作者和历史研究工作者持续努力，自觉肩负时代重任，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推向纵深。郑报全媒体记者成燕

河南省文物局局长田凯：

“活”起来≠“玩”起来

我们建设、发展博物馆的初心和目的是什么？在新技术层出不穷的当下，如何更好地传播博物馆蕴藏的历史文化知识？2日下午，在第九届“博博会”公众文化讲座上，河南省文物局局长田凯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为大家带来了《博物馆的文化与传播》主题讲座，分享自己对于博物馆如何产生、如何传播的思考。

“自1905年张謇创办南通博物苑始，中国的博物馆已经发展了100多年，如今博物馆的概念、理论体系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我们仍要不停地回望，博物馆的初心和根源是什么？这样才能更好地迎接博物馆的未来。”田凯认为，博物馆的核心是收藏，而收藏是人的天性，个人会出于喜爱、荣耀、象征身份等原因进行收藏，当收藏的物品达到一定数量，便会对它们进行比较、鉴别、归类，从而奠定了知识体系的形成，博物馆也便由此而始。

田凯说，收藏是人类认识世界、认识自然的行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们活动范围的扩大，人类的收藏也在不断增加积累，这些通过观察、分类、研究获得的知识信息，或用文字记录下来，进入图书馆，或成为遗迹、遗物，进入博物馆。“博物馆的文物大都是具有代表性的历史遗物，其背后承载着一个国家、民族的历史、文化、技艺等方方面面的信息，是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表征、文化标志。”

如何挖掘、传播博物馆文物蕴藏的深厚历史文化信息、增强民族文化自信，是每个文博人思考的问题。谈及博物馆的当代传播，田凯认为，当下博物馆传播手段五花八门，全媒体、多元化、场景化等新手段为博物馆的传播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新技术、新手段与博物馆交互作用，造就了《如果国宝会说话》《国家宝藏》《唐宫夜宴》等现象级文化传播。”

在田凯看来，信息化、数字化虽然快捷、便利，但也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比如，国内一些博物馆将未经考证的“秘闻”“传说”“野史”穿插在讲解中，“戏说历史”严重影响历史的严肃性，或是博物馆变成了“游乐场”等。

田凯坦言，在信息化高速发展的当下，很多博物馆人没有做到自己应尽的职责，博物馆的知识体系没有快步跟上，很多传播就像白开水一样，没有多少知识内涵，前些年还有些博物馆把自身打造成游乐场，这些纯粹是为了“好玩”。

“我不反对玩，但不能全是玩。博物馆蕴含的历史文化是国家的压舱石，一个没有内涵的博物馆，对社会公众将产生积重难返的影响。”田凯认为，传统与当代相碰撞，博物馆藏品的记忆与当代的创造力相结合，必将对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在社会高速发展的当下，博物馆应以保护为前提，坚持以研究为基础，走出“活起来=玩起来”的传播误区，防止对文物进行破坏性利用，让人们更好地感知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郑报全媒体记者秦华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唐飞：

三星堆文化与中原文化联系紧密

“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三星堆考古发掘，始终牵动着亿万国人的心。为何三星堆文化与中原文化差别如此巨大？二者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昨日下午，作为第九届“博博会”公众文化讲座的其中一场，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唐飞带来了《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与保护多学科应用与展望》主题讲座，为大家解密神秘瑰丽的三星堆文化。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唐代诗人李白曾在《蜀道难》中这样描述古蜀国及蜀道之艰难。由于文献记载缺乏，人们对于古蜀国一向知之甚少，直到沉睡数千年的三星堆遗址重现人间，这张神秘的面纱才得以揭开。

唐飞介绍，三星堆遗址是迄今在西南地区发现的范围最大、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城、古国、古蜀文化遗址，面积将近12平方公里，距今4500~3000年。“三星堆发掘历史自1934年正式开始，经过探寻文明、确定遗址、文化序列、聚落考古、社会考古等阶段，已基本建立起遗址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代晚期的编年体系，初步明确遗址三重城格局。”

“从《蜀道难》中能看出古蜀当时地理位置偏僻，与中原交通不畅，然而，通过考古发掘，我们发现三星堆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联系其实是非常紧密的。”唐飞举例说，出土于二里头遗址的镶嵌绿松石铜牌饰、玉牙璋，分别与出土于三星堆遗址的镶嵌绿松石铜牌饰、玉牙璋有着许多相似之处。

同时，三星堆发现了很多过去从未发现过的新器物，如青铜群像、神树、太阳形器、金杖、金面罩等，构成了三星堆文化中最为独特同时又最为辉煌的部分。唐飞还特别说道：“与中原地区商文化青铜器以礼器为造型主体的传统截然不同，三星堆文化的青铜器以介于具象与抽象之间的人像、神像、半人半神像以及祭礼用具等为造型主体。与同时期的中原商文化相比，三星堆文化的神巫色彩更为浓郁和突出，体现出鲜明的地方特征。”

唐飞认为，三星堆文明，应是蜀地本土文明经历长期发展积累后，与中原、长江流域文明及亚洲其他地区文明密切碰撞、交流、融合发展的产物，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体现。

“神秘”“瑰丽”“独一无二”——人们对三星堆不吝赞美。大型青铜立人、青铜神树、纵目面具、青铜神像、黄金面罩、金杖、大量玉器和象牙等文物的出土，让人们不禁对中华文明早期相互交融的辉煌图景心驰神往。然而，发掘过程也有遗憾，唐飞痛心地说，1986年的发掘，由于缺乏基础研究和有效的保护手段，疑似丝绸残留高度降解，已无法证明古蜀丝绸的存在；出土的古象牙绝大部分开裂、崩解、粉化，造成了不可逆转的损失等。

当时科技应用不足，局限了人们发掘文明的想象，如今的三星堆，迎来了多学科应用的机遇。唐飞介绍，随着时代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国内多单位、多学科参与三星堆的发掘研究工作，堪称一流的考古发掘大棚、工作舱、实验室设施、应急保护平台，构建起考古发掘现场预防性保护的新模式，最大限度地保护了文物。

三星堆的神秘不仅是因为出土了大量千奇百怪的青铜器和黄金，也是因为这些高度发达的文明居然没有任何文字记载，人们只能靠文物来一点点解开历史谜团、还原古蜀文明。而这，也是三星堆未来要关注的，“下一步，将继续开展三星堆文化、古蜀文明相关研究，期待着能发现和获取更多的历史信息，比如，探明是否存在文字等。”唐飞说。郑报全媒体记者秦华

国家博物馆志愿讲解员张鹏：

帮助孩子爱上博物馆

昨日下午，作为第九届“博博会”公众文化讲座的其中一场，文物讲解界的达人、耳朵里的博物馆创始人“朋朋哥哥”为绿城郑州的大小朋友带来了主题为《这样奇妙的博物馆——从曹冲称象的故事讲起》的精彩讲座。他从“曹冲称象”的故事出发，开启了一场对未知的博物馆世界的探索。伴随着讲述，孩子们从美食的演变中自然过渡到对人类文明的探寻，并从一件件收藏在博物馆里的器物身上，看见了古人的智慧之光。

“朋朋哥哥”本名张鹏，是国家博物馆一名志愿讲解员。自2003年开始，每逢周末，他不是在博物馆做讲解，就是在去博物馆的路上。在“朋朋哥哥”的粉丝当中，中小学生无疑是忠实的“铁粉”。每当他出现在国博的展厅中，总能吸引一众孩子聚拢起来，场面很是壮观。

本次讲座张鹏以“曹冲称象”的历史典故开篇，最终落脚于希望孩子们能够在家长的辅助下以跨学科思维了解博物馆，在观察中提问、思考，通过阅读书籍找到最终答案。这也正是博物馆对于启迪青少年的意义所在——文物作为一种媒介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孩子的历史观、审美观、未来观，博物馆应当成为大家终身学习的场所。

博物馆里最重要的是什么？有人答防盗门，有人答文物……张鹏却指着现场的观众，坚定地说：“你们最重要！”在他看来，博物馆承担着公共教育功能。博物馆是一个公共文化、公共学习的空间，如果没有人走进博物馆，那博物馆就是一个库房，所以说每个走进博物馆的人最重要。

博物馆里能收获什么？张鹏详细解析了“三观”。所谓历史观，即以真实、可以亲近的历史，培养历史的思辨和视角。他以海昏侯墓出土文物进行解读，告诉孩子们一个真实的历史是什么样的。

所谓审美观，即寻找到美的事物，培养发现美的视角，带来美的享受。他以故宫为例，从颜色到数字，为孩子们开启一扇又一扇通向历史的奇妙之门。

所谓未来观，即认识自然的力量，感受科技的伟大，对未来世界充满畅想。他搬出“奔弛一号”增加文物的趣味性。

面对家长渴望的眼神，张鹏也给出了满满干货，他说，博物馆教育是亲子教育的极佳方式，家长要从参与和互动强的博物馆入手，结合孩子当下熟悉的事物选择综合博物馆中适合的展览。张鹏表示，要与阅读、日常学习有机结合，把博物馆学习拓展到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样生成的强链接会让孩子越来越热爱博物馆。

“博物馆不仅是一个旅游景点，也是每个人终身学习的场所，这里收集着人类的记忆，珍藏着民族的灵魂，记录着时代的变迁，抵御着岁月的剥蚀。”张鹏希望更多家长能先于孩子学习，帮助孩子爱上博物馆。

郑报全媒体记者苏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