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内是欧洲，墙外是非洲”曾形象地形容城中村在城市中的尴尬。这些都市里的乡村源源不断地为城市发展输送血液，提供城市发展所需的生产生活资料等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城中村的非正常渠道就业、城管执法、环境污染、社会治安、拆迁补偿等问题还有待解决。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今天，如何正视这些问题，厘清彼此之间的关系，变得尤为迫切。
城市管理不能绕道而行
4月29日，北京市丰台区分钟寺，环卫工人景师傅正在打扫小红门路丁字路口处的街道卫生，“我们没有假期，两班倒都忙不过来。”景师傅说，这里人身份复杂，秩序混乱，政府又很少关注，都快成了“三不管”地带。
城中村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进程中，由于全部或大部分耕地被征用，农民转为居民后仍在原村落居住而演变成的居民区。分钟寺是一个拥有14万流动人口的城中村，也是我国诸多城中村的一个缩影。
提起城中村，人们往往与环境差、人口素质较低、非正规渠道就业、公共服务与设施落后等一连串负面词汇联系起来，诸多历史遗留问题在此交融与城市管理“绕道”而行，也一度被视为城市发展的“死角”。
在分钟寺一路口，来自河南的马先生站在杂货摊前，40岁的他摸着花白头发说：“我们这些‘夹心层’真难受，到北京20年了，老家地也没了，只能在外地做点小买卖维持生计，但这里平时不让摆，又租不起店面，只好跟城管打游击。”
采访中，记者还发现，黑网吧无证经营、违法建筑大量存在、火灾隐患突出，诸多方面存在管理主体不清、职责不明的问题。
北京化工大学副教授、公共管理系副主任马晓峰曾对城中村做过调研，他说，城中村人口杂乱，治安形势严峻；基础设施不完善，卫生条件较差；土地使用问题突出，非法出租、转让、倒卖，管理混乱；这不仅影响了城市的美观，也阻碍了城市化进程。
城管执法难在哪
5月2日晚8点，记者又一次来到分钟寺，城管车辆呼啸而来，商贩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就在城管离开不到5分钟，摊点又恢复“正常营业”。
“他们不会彻底‘清除’我们，没有了我们，他们也就下岗了。”一位卖银饰的摊主对记者说。
分钟寺的一名治安管理员无奈地告诉记者，这个村仅非机动三轮车就500多辆，大部分无牌无照。“这些车经常引发交通事故，出事后扔车跑人。我们每天专门取缔这些车辆，但由于买方市场庞大，加之村民跟我们打‘游击’，效果往往事倍功半。”
“由于法律法规尚不完备，缺少执法依据与精细化的执法标准，兼之‘暴力抗法’等现象存在，使得城管定位非常尴尬。”马晓峰说，“看似什么都管，其实什么都没法管。”
针对城管执法疲软，以及城中村脏、乱、差、管理混乱等问题。南开大学教授、MPA教育中心主任孙涛表示，城管执法其本质涉及政府管理理念及管理角度。现行治理模式从外部市容管理、城市执法角度管理城市，较少考虑城中村居民的就业及生计，且居民结构复杂，简单地执法很难达到效果。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姚丽娟教授分析认为，城管执法难的困境，源于我国地缘关系、血缘关系的历史传统，制约了制度文化的发展，没有形成真正完善的管理体系，尤其是针对外来人口管理的法律制度还很不完善。
城中村管理如何破局
城中村管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专家建议，应实行“一村一策”，即针对不同的城中村采取不同的治理措施和发展模式。
孙涛表示，城中村是一种合理的社会存在，不应因为环境卫生质量差、公共服务设施落后、管理水平较低而“消灭”它。他说，政府要转变管理理念和角度，了解居民需要解决的问题，增强政府和居民间的互动对话，制定相应的公共服务政策与改善公共服务设施。
马晓峰说，城中村治理的关键是以人为本，无论是外来人口还是本地村民，他们都需要被关注、被呵护。政府应建立惠及居民与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居民安全感。同时，完善城管执法以及拆迁补偿的法律法规，制定统一的拆迁补偿标准，提倡精细化执法，切实避免“执法疲软”、“暴力抗法”等现象发生。
提高城中村人口素质要从管理者做起。马晓峰说，农村已经引入“村官”制度，但农村社区的社会工作者尚缺乏相应的人才引入机制，可尝试引入大学生，不仅能提高人口素质，还能将新理念引入城中村的文化建设、社区建设之中。通过人才引用机制的系统化、法制化和常态化，更好地保障城中村社会工作者队伍建设的持续性。(记者 王昊魁 通讯员 郝 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