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摘要：
在学习他国方面，我们不仅要看别国成功的经验，更要看别国失败的教训。我们的知识分子往往一看民主，就看美国、欧洲的民主，却从来不看非洲的民主，不看泰国、菲律宾的民主，也不去看拉丁美洲的民主
看不到既得利益，社会也就不存在了。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社会本身就是由各种既得利益组成的。中共在现有的体制下，要做到“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也就是要让新的水流进来。制度必须是开放的——永远向新的利益开放，这样才能永恒
很多人认为民主是整合社会的机制，其实民主在一定条件下是分化社会的机制。现代社会是个利益多元的社会，只有当中产阶层的利益庞大时，当他们的利益成为主导利益时，社会才稳定，政治也才稳定。西方做得好的地方就是因为把中产阶级做大了。可以说，西方国家是中产阶级自己整合了自己
我最佩服的就是邓小平，面对既得利益，他首先承认这是既得利益，再在既得利益之外通过政策等各种因素培养新的利益，让新的利益长大之后对既得利益产生压力，再去改革既得利益。反腐败也是同样的逻辑。你不能仅“苍蝇”、“老虎”一起打，而是要在“苍蝇”、“老虎”之外培养不是“苍蝇”、“老虎”的力量
学习他国，不仅要看成功的经验，更要看失败的教训
从西方的视角来看，中共选拔出的最能干的人的过程跟他们的标准选举过程不同，所以会有质疑、有批评。以选拔政治局常委为例，可从“性别、资历、年龄、利益”角度来观察。具体来说，就是性别方面偏重男性，比如政治局常委中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出现过女性，这跟中国的文化传统有关;资历就是已经担任过两届政治局委员的先有资格入选常委;年龄的规定，简单来说就是“七上八下”，即67岁的优先入选，年轻的延后考虑;利益主要就是利益的平衡。关键就是这八个字，下一届肯定也是如此。
但是我们也要知道，西方的选举制也不能保证最聪明、最能干的人一定会被选上，比如美国最聪明、最能干的人可能都去经商了，二流的才会成为政治家。同时，也不能保证最坏的人就不会当选，希特勒等政治人物就是由民主程序选举出来的，台湾的陈水扁很腐败，但也是选举出来的。当西方评论中国的时候，往往会把他们自己也没有的东西加到中国身上，以一种理想化的标准看中国，这种情况在很多中国人身上也是一样。其实只要有规矩、有程序就没问题的。如果中国按照现在的制度设计继续走下去，行政效率就会比西方多党制的互相否决的(政治)效率要高。
另外，我想强调的一点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从近代以来就深受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影响，认为历史的发展是线性的。西方很多反对马克思的人，他们的思维方式也是线性的，即认为社会的发展必须要从这头走到那头，是一条路。但其实不是这样的，历史是开放的，是复杂的、多方向的，也是没有终结的。所以我也一直在批评中国人思想被殖民地化了：西方走过的路，中国一定要去走吗?我们是要学习西方，但主体是我们自己。我为什么那么强调贤人政治和选拔制呢?因为这就是我们的主体。中国可以越来越多地学习西方，学习他们的民主因素，但是绝对不会演变成西方民主。如果一定要刻意地模仿，就会失败，这是我的判断。五十年后我们可以再来检验。
在学习他国方面，我们不仅要看别国成功的经验，更要看别国失败的教训。我们的知识分子往往一看民主，就看美国、欧洲的民主，却从来不看非洲的民主，不看泰国、菲律宾的民主，也不去看拉丁美洲的民主。我们要有比较的眼光，同时，比较的前提是尊重自己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
执政党要长期执政，政策就要不断地变化
中国是延续性多于变化。从历史上看，从粉碎“四人帮”到邓小平上台，这可以说是最大的转变，但是中国仍然很好地保持了权力交接的稳定，用西方的话说是成功地实现了从“毛主义”到“邓主义”的过渡。成熟的民主国家是在同一个宪政框架下的反对，国家的大政方针不会变化，只是针对具体政策层面的调整。而中国在这一点上，变化应该更多一点。西方国家往往可以在政策层面一下子转变过来，而中国与此相反，延续性太多，变化不够。当然政策的变化不是说否定前一任领导人的政策，不同的社会环境下具体的政策当然是不同的，但也正因为时代的变化，对新一任领导人提出了政策变化和创新的任务。
执政党要长期执政的话，政策就要不断地变化。任何事物都在变，只有“变”这个道理是不变的，这是中国古典《易经》的核心。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很多人批评说社会经济变化那么大，但是政策上面跟不上的原因，就是因为执政者调整得不够快。在实际生活中，特别是80后、90后这些年轻人的变化更大。例如，我们还能找到以前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么?农民工、知识阶层这些都是全新的。社会变化大，经济层面变化就更大了。以前是计划经济，现在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以前说政治和经济“两张皮”，指的就是政策脱节于社会现实的问题。政治最后都要表现为政策，尤其是在中国这样的政治制度下，政策上的变化不够，跟不上现实，所以政府和官员每天都疲于奔命，每天都在“救火”，结果每天都很累。
不是民主而是中产阶级整合了社会
很多人认为民主是整合社会的机制。其实民主在一定条件下是分化社会的机制。西方做得好的地方就是因为把中产阶级做大了。美国两党制，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谁执政都要照顾这个庞大的中产阶级的利益，你可以左一点、他可以右一点，都没有关系，但必须照顾到他们的利益。哪一个政党，一旦脱离了中产阶级，根本就不必再去想争取政权。可以说，西方国家是中产阶级自己整合了自己。整合社会并不是靠民主，泰国就是个被民主分化的典型案例，城市居民选出的首相农村居民不接受，农村居民选出来的首相城市居民也不接受。再看台湾社会，因为“统独”问题，也造成了社会很多方面的分裂。政党就是分化社会的，是你拉你的人，我拉我的人，我们互相斗，这就叫作政党。为什么中国以前那么反对朋党呢?原因就在于此。
现代社会是个利益多元的社会，只有当中产阶层的利益庞大时，当他们的利益成为主导利益时，社会才稳定，政治也才稳定。可以说，有了中产阶级什么都有，没有了中产阶级什么都没有。中国现在人均GDP5000元左右，如果能够从中等收入水平转型达到高收入水平，成为发达经济体，我们今天遇到的很多问题就没有了。现在极“左”、极右等等思想和影响都有，但到了那个时候即便它们还会存在，也起不了任何作用了。
所以，中国政府现在要做的就是三件事：第一件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把中等收入社会转型成高收入社会，而这一块城镇化就非常重要，突破口在城镇化。但是城镇化必须要有一个目标，也就是培养中产阶级，不能为了城镇化而城镇化。中产阶级社会也就是消费社会，现在的中国根本未形成消费社会，孩奴、房奴等等就是例证。我为什么强调土地问题，也就是住房问题，这是社会领域一块很大的问题。“居者有其屋”应当是中国梦的一部分，有恒产者有恒心，新加坡的成功经验归纳起来就这两点，没有什么其他的。第二件是党内这一块，既然党是主体，党怎么做?我想反腐败最重要，反腐败在党内的这一块，这是主体性的建设，当然反腐败也不能仅限于党内，所有的组织都要反腐败。第三件则是中国梦跟国家、跟社会之间的关系，怎么样能让老百姓做起中国梦，现在我们大家都在做“西方梦”。好多东西确实需要去做，但改革一定要有目标。
改革需要摒弃“应该怎么样”的思维方式
改革怎么去改?首先我们必须“经验地”来看问题，而不是“应该怎么样”。中国人受传统的道德哲学影响很深。我们老师教给大家的常常只是对错的问题：这是好的、那是坏的，我们看电影也分这是好人、那是坏人。这样一种简单的思维方式对于学者是完全不够的。再比如前几年讨论中国模式的问题时，很多人一提到中国模式就首先区分好坏，比如赞成者说中国模式是好的，比西方模式好，而批评的人往往说中国模式不好，我们改革就是要消灭这个模式。这就是一种“应该怎么样”的思维方式。
体验社会要比头脑中去想更重要，现在好多中国学者不了解中国社会。我们所想的，与我们实践的东西一定要对应起来。理想很简单，人类社会99.9%的理想最终都没能成真，甚至我今天上午的理想跟下午的理想也不一样。所以我们要寻找事物本身的客观规律如何发展，要把握社会的客观规律，而不是社会“应当怎么样”。每个人如果都从“应当”层面出发，100个人可能会有200个不一样的东西。事物本身有发展的“势”，我们作为学者就是要去揭示这一点。
制度设计要给“新利益、新势力”一个机会
具体到改革中，究竟该怎么做?以反腐败为例，其实反腐败也是一门学问。中国就是内部多元主义太多，外部多元主义太少。像新加坡的一个反贪局、香港的一个廉政公署，两个机构都很小，但人家的社会就清廉了。反腐败机构中国党内有几块，政府有几块，人大、政协，甚至连大学都有，哪有这种事情?内部太多元了，谁来负责?没有人负责。互相间你争来、我争去，反而给腐败很多机会。就像很多人说的，中国反腐败的机构本身也难以避免腐败。内部必须要整合，我以前就提出要建立反腐败的大部制，一定要协调起来，否则互相掣肘没有效率。同时内部要集权一点，外部要分权一点，比如学校反腐完全可以引入社会审计机构，就算学校自己的审计制度还没有培养起来，也可以借助外部的先用。外部审计、社会力量和媒体公开一点。现在微博反腐太多了，成本太高，那是个人反腐败，必须要制度化，不沿着法治的轨道，最终会形成一个人人自危的社会，社会的信任度也会越来越低。
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反腐败要设计一个制度给清廉一个机会。假设我要提拔你了，我就要事先问你一下，你愿不愿意财产公开，如果你不愿意，那我也就不缠你了。而那些愿意的则表明：第一，你确实是很清廉的;第二，可能问题不大。那么，我就提拔你。我们需要设计一个制度让清廉这一块力量成长起来。我不认为人生而腐败，腐败是社会环境的产物，是制度的产物。现在的问题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想腐败，但是在这个制度体系下不腐败没法生活，不腐败没法工作下去，所以就要设计一个制度给清廉一个机会。就像以前国有企业改革一样，国有企业改不动，那我就让国有企业之外产生一个民营企业。你看，中国的改革逻辑就是跟西方的逻辑不一样。再好比我们说要消灭既得利益，但是可能你还没有消灭它，它就先把你消灭了。改革的逻辑不应该是这样的。我最佩服的就是邓小平，面对既得利益，他首先承认这是既得利益，再在既得利益之外通过政策等各种因素培养新的利益，让新的利益长大之后对既得利益产生压力，再去改革既得利益。反腐败也是同样的逻辑，你不能仅“苍蝇”、“老虎”一起打，而是要在“苍蝇”、“老虎”之外培养不是“苍蝇”、“老虎”的力量。其他国家也是一样，日本明治维新就是靠精英，一帮新的精英产生了，后来逐渐取代旧的精英。中国改革的逻辑就是如此。
看不到既得利益，社会也就不存在了。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社会本身就是由各种既得利益组成的。中共在现有的体制下，要做到“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也就是要让新的水流进来。制度必须是开放的——永远向新的利益开放，这样才能永恒。
创新有时候比体制改革更重要，因为每个体制之后都是庞大的既得利益。例如，我们现在大学的很多教授整天都在想着改革，但是一旦改革改到自己头上，肯定比谁都抵制得厉害。所以说每个体制之后都是既得利益，城市居民是既得利益，官僚机构是既得利益，国企、银行、大学等全都是既得利益，你能一次全部改得动吗?你必须要在这些之外培养新的利益，因而体制、制度的创新更重要。我的判断是，美国的制度，它是民主的，其优势不在于它改革容易。我们可以看到奥巴马的社会政策改革有多难。美国的优点在于它创新的空间大，制度创新的能力很强。中国就是要往这个方向走。制度创新比制度改革更重要，好多制度都是这样，不止中国这样，其他国家也一样。(作者 郑永年 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人民论坛记者袁静采访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