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央行近日决定实施“无限期”货币宽松措施：1月22日，日本央行在结束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之后宣布，维持基准利率在0-0.1%区间不变，并引入2%的“物价稳定目标”，同时决定自2014年起每月定期购入13万亿日元(约合1450亿美元)的资产。
日本央行实施“开放式”的量化宽松政策则远远超出市场的预期，引发各国政府的不满。日本至去年底已推出了11轮量化宽松政策，现又步美国后尘，启动了开放式资产购买计划。至此，世界三大主要央行的量化宽松现均转为“无限量”阶段，世界正处在新一轮货币战争的边缘。对于中国而言，“货币战”将恶化中国外部经济环境，迫使中国在应对输入性通胀、外汇储备保值增值、防范热钱等领域应对新挑战。
日本副首相兼财相麻生太郎(中)和日本央行行长白川方明(左)出席联合新闻发布会。
日本央行再度开闸“放水”
1月22日下午，日本政府与日本银行(央行)发表“关于摆脱通货紧缩、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共同声明，力争实现物价上涨2%的目标。
日本银行是在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后决定采用这一目标的。同时，日银还决定推行利用资产买入基金的“无限期购买资产方式”，从2014年初开始，无限期每月购买13万亿日元(约合1450亿美元)的资产。购买的资产包括长期国债2万亿日元、短期国债10万亿日元。其他资产的购买以维持余额为准。通过购买资产，资产买入基金的余额在2014年内将增加10万亿日元左右。日本央行还继续将无担保隔夜拆借利率维持在0—0.1%左右的实际零利率水平。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上任后，点燃了经济复兴“三把火”，即大胆的货币宽松、灵活的财政政策以及促进民间投资的经济增长战略。显然，货币宽松是安倍花力气最多也是最容易见效的一招。在短短1个月的时间里，日元兑美元汇率从82最高上升至90，基本实现了安倍竞选时提出的日元贬值目标。东京证券市场日经平均指数也上涨至10900点，创两年9个月来的新高。
对于2%的通胀目标，日银总裁白川方明一开始表现出的是抗拒。一方面，由于日本经济长期低迷，通货紧缩，1%的通胀目标被认为比较合理；另一方面，在国债余额已达国内生产总值两倍的情况下，不辅以财政政策和经济结构的调整，量化宽松只能救一时之急。但安倍通过选拔“亲量化政策”日银接班人、扬言修改《日银法》等方式，频频施压。
对日元贬值，日本企业存在分歧。家电、汽车等出口型行业表示欢迎。电子企业夏普高层认为，日元兑美元在100左右为理想状态。而依赖原材料进口的企业则对日元贬值表示担忧。目前，日本全国平均汽油价格已涨至每升150日元，6周内上涨了4.5日元。
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安倍的经济政策是典型的增加政府支出的凯恩斯主义。在日本少子化和老龄化的社会背景下，如果没有经济结构的调整，过多的货币只会导致短期经济提升，资金的使用效率值得担忧。(人民日报/记者 田泓 李宁)
贬值政策引来骂声一片
就在3个月前，二十国集团刚刚重申了2009年的“避免货币竞争性贬值”宣言。不过，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一句“无限量宽松”让日元一贬再贬，在两个月时间里累计贬值近10%。值得注意的是，由安倍晋三主导的这场日元贬值大戏并没有得到认可，“观众们”纷纷吐槽。
俄罗斯央行第一副主席乌柳卡耶夫首先表达不满，“日本正引导日元贬值，其他国家可能跟进。”他认为，全球正处于一场新的货币战争边缘。
随后，德国也加入了对日本政府货币贬值政策的批评。德国财长朔伊布勒表示，对日本进一步宽松货币政策感到非常担忧，而日本新政府也在鼓励这样的行为，此举将使全球金融市场流动性过剩的情况变得更糟。
除了政府官员，一个代表福特汽车、通用汽车与克莱斯勒的汽车行业组织表示，美国总统奥巴马应该知会日本政府，美国将就日本实施旨在让日元贬值的政策进行报复。美国汽车制造商们已表示，被低估的日元汇率在扭曲贸易并损及美国制造企业的就业增长。
日元贬值引来骂声一片，安倍晋三特别经济顾问浜田宏一也只能站出来“澄清”。浜田宏一表示，如果货币宽松对物价和日元的影响过大，那么日本央行应放缓宽松。他还说，“如果程度过火，就应该停止。”
而在22日，日本经济大臣甘利明再度表示，日本不打算通过政治力量引导日元升值或贬值。(证券时报/记者 吴家明)
日元贬值引发“货币战”之忧
自2012年10月日元对美元开始出现贬值趋势起，到目前日元兑美元已经累积贬值超过15%。日元的进一步贬值可能引发其他经济体，尤其是新兴市场经济体加强对本币的干预。此前，包括巴西、中国香港、韩国等经济体都已频繁入市干预。根据苏格兰皇家银行最新的一份研究报告，未来要对本币进行干预的新兴市场经济体还将包括马来西亚、泰国、智利以及捷克等。此外，欧洲央行、英国央行等也对本币汇率走高表示担忧。鉴于汇率干预风潮一触即发，俄罗斯央行官员近日发出警告：世界正处在新一轮货币战争的边缘。
主要发达经济体量化宽松政策不断加码，是诱发各国汇率干预的重要原因。总体上看，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各国央行已烧掉相当于6万亿美元的资金，仅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就从2007年中期的8690亿美元扩充至目前的近3万亿美元。具体而言，美国继去年9月推出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后，今年恐将进入第四轮量化宽松阶段；欧洲央行在推行两轮长期再融资操作(LTRO)的基础上，于去年9月宣布推出直接货币交易(OMT)计划；日本至去年底已推出了11轮量化宽松政策，现又步美国后尘，启动了开放式资产购买计划。世界三大主要央行的量化宽松现均转为“无限量”阶段，这将进一步加剧国际金融市场流动性的泛滥，推动国际资本流向新兴市场经济体，其后果就是量化宽松国家的货币贬值，新兴市场经济体货币出现升值。
面对国际资本流入带来的货币升值压力，新兴市场经济体大都采取汇率干预进行应对。新兴市场经济体可以允许本币升值，但这将削弱本国出口竞争力，特别是在世界经济疲软、国际贸易低迷的情况下，会进一步抑制本国经济增长前景。应该看到，汇率干预是各国不得已的“自保”手段，当其他国家干预汇率贬值时，本国的汇率贬值只是保持而非提升贸易竞争力的被动手段。因此，汇率干预具有国际“传染”效应。但是，汇率干预并不能抑制国际资本流入，还必须辅以其他措施，例如降息，但是这又会带来本国资产价格泡沫和通货膨胀的风险。在这样的形势下，加强各国对于国际资本流动的管控能力成为重中之重。
各国汇率角力，无疑为世界经济复苏蒙上了阴影。发达国家这种竞争性的、以邻为壑的汇率贬值政策，不但不能提高贸易竞争力，反而可能刺激一些国家滥用贸易保护手段，引发贸易战，最终造成各国利益受损。与此同时，市场担忧情绪也会因此加剧，从而引发国际金融市场进一步动荡，加大各国尤其是新兴市场宏观经济管理难度。
从根本上说，国际汇率市场的紧张气氛，凸显了当前全球宏观经济协调机制的缺陷与不足，缺乏协调的结果，终将伤及全球体系中的所有成员。(人民日报/熊爱宗)
亚太地区首当其冲 中国怎么办
美国、日本的量化宽松政策，导致以出口为主的新兴经济体，以及德国等以制造业出口为主的发达经济体，蒙受损失。2013年新兴市场尤其是亚太地区面临的热钱大规模流入的情势将相当严峻，亚洲各国及地区需严阵以待。
泰国财政部长吉迪拉和央行行长张旭州在1月17日表示，泰铢近期升值太快，泰铢对美元在短短十几个交易日内即升值3%，这将会损害出口。张旭州同时指出，有迹象显示，短期投机资金正流入债市和股市。而近期韩元兑美元的升势也在不断加剧，韩国央行行长金仲秀上周表态，若日元大幅贬值，将伤害韩国出口和实体经济，同时表示会支持遏止韩元升势，来稳定汇市。
一些分析人士担忧，相关国家央行若持续开闸放水，会诱发新一轮全球宽松政策竞赛，发展下去或将酿成“货币战”，从而恶化中国外部经济环境，增加宏观调控难度。
从当前形势判断，宽松政策释放的新一轮天量流动性将迫使中国在应对输入性通胀、外汇储备保值增值、防范热钱等领域应对新挑战。
首先，外部货币宽松过度，会造就大量廉价资本，容易扭曲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使某些关乎中国国计民生的进口商品价格畸高不下。
其次，外部货币宽松过度，将对中国巨额外汇储备构成显著威胁，或将导致债权投资受益惨遭稀释。
中国庞大的债权投资收益对通胀预期十分敏感。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等机构测算，若全球通胀上涨3到4个百分点，中国外部债权受益损失可能超千亿美元。
再次，外部货币宽松过度，会产生更多国际热钱，增加中国资本项目管控难度，并可能加剧国内资产泡沫，增加产业政策调控难度。
分析人士指出，尽管中国实施严格的金融监管措施，渴求套利机会的国际热钱仍会透过地下钱庄、伪造国际贸易合同等多种渠道渗入国内套利，监管形势不容乐观。
最后，某些发达经济体放松银根不仅为刺激经济复苏，也会压低本币汇率，为振兴国内实体经济，促进出口部门复苏创造有利条件，这当然会激化国际产业竞争和贸易争端。在人民币汇率升值预期强化，西方贸易保护主义加剧背景下，中国外贸环境有恶化之忧。
面对外部货币宽松可能诱发的全球“货币战”，中国唯有积极应对，创新旧有经济增长和金融管理模式，方能从当前复杂的国际贸易、金融缠斗中，全身而退，取得稳步增长。
对此，中国只有创新外汇储备运用模式，采取多元化投资思路，方能盘活外储资产，从而不仅实现外储保值增值，更能促进外储服务改革、服务经济转型、服务中资“走出去”。
在这方面，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新动作，无疑开了个好头。外汇局近期证实，已成立外汇储备委托贷款机构，负责按商业条件提供美元贷款，支持中资企业“走出去”。
面对输入性通胀预期，应加紧促进资源类中资企业“走出去”，在融资、经营和股权等多层次与境外上游资源类实业实现战略合作，控制关键资源，锁定市场风险，在矿业、农业等部门打破国际产业巨头垄断战略资源的局面。在这方面，中海油收购尼克森的成功案例为中国企业家提供了国际化的想象空间。
面对愈发严峻的外贸环境，中国商务部门、出口行业和企业需更加娴熟掌握和运用世贸组织框架下的各种法律、法规，积极维权。从宏观层面看，中国经济还有待进一步优化结构，尽快结束“出口替代内需”的增长模式，提高自主、内生增长能力。(经济参考报/傅云威，国际金融报/付碧莲)
